灯节又称元宵节。一说元宵,人们马上想到食品,那句经典台词“何书记,吃元宵啦……”让长在上世纪60年代的人记忆犹深,仿佛吃元宵是那个节日的象征,一如五月初五叫成粽子节,八月十五叫成月饼节一样。其实吃是过节中很小一部分,单说吃,元宵节还有很多食品。《燕京岁时记》上说,“市卖食物,干鲜俱备,而以元宵为大宗”。此时只是元宵销量大。
　　那时元宵的品种少。明人刘若愚在万历年间出版的《酌中志》记,元宵“用糯米细面,内用核桃仁、白糖为果馅,洒水滚成,如核桃大,即江南所称汤圆者”。现在元宵馅不下几十种,一句话写不详细。重要节日,吃仅是一种形式和寓意,否则“闹元宵”便成了闹着要吃的可笑之举。
　　幼年的记忆中,春节已与灯节联在了一起,过年时总要买上只灯笼,几乎成了必备的年货。那时生活水平不高,卖的灯笼多是纸制,可折叠,颜色有红黄绿,绘着图案,中间点上蜡烛,晚上挂在门外,或提着出去上街玩耍。上世纪80年代已有了用电池点的灯笼。“文革”前春节期间总要举办游园灯会,里面挂着大红宫灯,以及用绢纱、玻璃或纸做成形状各异的灯笼,上面画着花卉、动物、仕女、人物故事,大小不一。还有一片灯谜区,列出各种谜语,每盏灯上用纸条写着谜面,猜中撕下可去领奖。记得还有冰灯、麦芽灯等,那时幼小,不知风的动力,觉得走马灯奇怪,没有机器怎么会转?
　　元宵本意指时间。正月为元月,古汉语中“夜”与“宵”义同,由此而名,又称上元节。灯节习俗由来已久,始于汉代。有了灯节便有了灯市。灯节除观灯之外,还有各种娱乐表演:踩高跷的、跑旱船的、舞刀弄棒的、舞龙灯的往来穿梭如流,热闹非凡。各种杂耍表演着“队舞、细舞、筒子、觔斗、蹬坛、蹬梯”。吹鼓手奏出“橘律阳、撼东山、海青”。丝弦器乐也弹出“套数、小曲、数落、打碟子”等各种曲目。表演还有故事情节,“百戏之雅驯者,莫如南十番”,装扮成大头和尚的更是饶有风趣。另外还有盘杠子、跑竹马、敲太平神鼓等诸多节目。
　　宫廷贵妇也要出来逛灯,自古有之。唐代李商隐眼中:“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辛弃疾看到“宝马雕车香满路”。清代也如是,让廉在《京都风俗志》上描写:“王孙贵客,仕女儿童,倾城出游,谓之逛灯。车马塞途,几无寸隙。”《帝京岁时纪胜》上记:“五夜笙歌,六街轿马,香车锦辔,争看仕女游春”。盛大的场面,本身就是一景,少不得围观之众。
　　从春节至灯节期间,贵妇多有一饰物,用乌金纸剪成,再用“猪鬃尖分披片纸贴之,或五或七,下缚一处,以针作柄”,如簪子插或戴在头上,叫做闹蛾儿。《日下旧闻考中》这一说明,不由得想起了名句“蛾儿雪柳黄金缕”。一些宋词的选本笼统说成女人饰物,没有“蛾儿”的确切解释,而清人于敏中又明确说明“此古之遗俗也”,已成习俗,时间不会短暂。偏巧《帝京景物略》作了考证:唐代规制,立春这天,民间剪彩为“春幡”,插在头上。到了明代则用乌金纸画上彩绘,称为闹蛾。《酌中志》也有,妇女都“头戴闹蛾,乃乌金纸裁成”的记述。看来南宋辛弃疾的“蛾儿”应指此物。
　　有了全民的参与,场面怎能不热烈。南宋时,灯市的中心扎盖起鳌形的高台。皇帝到宣德门楼上观赏鳌山。《大宋宣和遗事》里记载:鳌山高灯,长一十六丈,阔二百六十五步,中间有两条鳌柱。明代京城也搭起“鳌山灯、扎烟火”。皇帝赏灯时还放起大型花炮。清代街上还有一项目:用泥塑成一判官形,称为“火判”,腹中是个大火炉,可装几百斤煤,晚上看时,遍体通红,五官冒烟喷火,好看新奇。
　　有了妇女的出行,这个节日便引出了诸多故事,使得文人墨客写出不朽的佳作,古典名著中多能读到。耳熟能详的诗词中,欧阳修的“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平易直白,辛弃疾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则含蓄,给人无穷的想像与回味。常有人在灯节上相遇相识相约,因此有人觉得,之中的意味更近于西方的情人节。
　　略一回想,我国的传统节日,多是祭祀与纪念,属于娱乐和欢庆还真不多,这就更值得回味与珍惜。街头挂起大红灯笼,舞起龙灯,家家张灯结彩,那种灯节的热烈场面,才是“闹元宵”的氛围与味道。　　高文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