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这是一部从地域上贯穿整个欧洲大陆,时间上贯穿文艺复兴至今的厚重之作。该书涉及拉罗什富科、卡尔·冯·林奈、约翰·温克尔曼、圣伯夫、保尔·瓦莱里、马尔萨斯、亚当·斯密等知识分子,围绕“乌托邦与忧郁症”这一主题,探讨了社会的有序与无序；从博物学到自然史的变化,论及世界知识和自然界秩序的确立。贯穿其中的是欧洲精神政治的历史,并对当下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作出深刻反思。
　　梁实秋曾在文章里写道:只有上帝和野兽才喜欢孤独。而孤独是欧洲知识分子的群体性“征候症”,这种孤独并非形而上学的信息闭塞,而是一种基于心灵沉淀的静思、解构、交锋、重建。尼采曾称,悲剧是“肯定人生的最高艺术”(《看哪,这人》),而忧郁则是欧洲知识分子的普遍思想源泉。所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天生就是一个忧郁症患者”,虽然“他们并不幸福,却把这不幸变成其存在的依据”。忧郁成了他们有效超脱世俗的重要路径,也是他们努力抵达思想彼岸的思考根基。
　　欧洲知识分子给人类思想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同时也给世人留下太多的悬疑。如作为诞生过康德、歌德、黑格尔、叔本华、马克思、恩格斯、尼采的德意志民族,一方面给人类贡献了灿若星辰的宝贵思想,另一方面这个民族也与近代给人类造成巨大伤害的两次世界大战紧密相关,这到底是人类思想史发展历程中不可避免的曲折,还是知识分子本身缺乏某种品质,导致的一种畸形恶果呢?
　　对于欧洲知识分子的弱点,沃尔夫在演讲中并没有一带而过,而是本着学术的严肃态度,以详实论据,认真佐证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迷茫与歧折。上世纪上半叶,在德国就有一些温和派知识分子,“1945年,令他们感到万分惊讶的是,居然没有人认为他们是反对纳粹的”,他们“始终无法接受自己在20世纪德国历史的悲剧性进程中应承担的知识分子的责任”。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包括一些知名文学家在内,他们的创作源泉动力,并非真正因为思想的自然喷薄,而是出于对可观奖金的迷恋与追捧。好在更多知识分子依然选择秉持学术精神,像苦行僧式的尼采,始终不为世俗所动,这才有了凝结后的精华。
　　作为一个群体,欧洲知识分子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当是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宗教裁判所的监狱里囚禁了五年之后,西班牙诗人弗雷·路易斯·德·莱昂回到萨拉曼卡,继续在大学任教。出狱后的第一堂课上,一群听众以为他会对狱中生活作个总结或至少诉诉苦。没想到,莱昂的开场白是“昨天我们说”,这个句子成为西班牙语世界人人皆知并具有象征意义的话语。实际上,在整个欧洲知识分子的群体塑像中,这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侧影。
　　作为德国当代知识精英,作者沃尔夫·勒佩尼斯来到有着世界著名美誉的法兰西学院,在这里讲授欧洲知识分子自文艺复兴起,至二十一世纪止400多年的发展变迁。这些演讲,涉及国家众多,知识分子众多,著作众多。这意味着作者不仅要熟读大量作品,还必须对这些思想家的治学习惯,特别是思想偏重足以熟稔,否则,对他们的思想精华不可能做到如此精准地拿捏。
　　透过欧洲知识分子的这面明镜,我们不难照出国内知识分子的端倪——虽然物质高度丰富,但精英更多只是把知识变成争相贩卖的货币,或者优厚的环境,鲜有人甘拜视抑郁为思想源泉、视孤独为知识分子福地的欧洲知识分子为良师。如此一来,别说是思想大家,连一个象样的大师也极为罕见。
　　有一点不会改变,那就是属于知识分子向内的精神领域,其重塑必取决于这个群体的觉醒与自警,而绝非怨天尤人,沉溺于浮华,贪恋于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