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本《围棋少女》而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山飒,在2004年法国举行的中国文化年上,受到时任法国总理拉法兰的致辞:“法兰西不仅是巴尔扎克的故乡,也是山飒小姐的家园。”2011年,山飒带来了一本“旧书”——她在20余岁写下的作品《柳的四生》,该书目前已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对于这本获得法国卡兹文学奖的作品,法国前总统亲自致信山飒:“您的语言、您的故事以及您微妙的思想使我深受感动。”而山飒对于自己这本年轻时候的习作,就书里描写的这些古代与现代交织的故事,笑称:“我才是穿越小说的始祖。”
　　曾是“20世纪最伟大画家”的秘书
　　1994年之前,山飒还叫做阎妮,这个她父母给她取的名字；1994年后,阎妮离开在巴黎就读的大学,赴瑞士去给“20世纪最伟大的画家”巴尔蒂斯当秘书,巴尔蒂斯的日本太太节子对阎妮说:“你这么喜欢山,山水也是中国水墨画传统的意境,你不如就给自己的笔名取一个‘山’字吧。”有了“山”这个赐名,阎妮再取一个她父母曾经准备给她做名字的“飒”字,取名为“山飒”。山飒跟随大师生活了两年,这两年里,山飒说她没有看见年过80的巴尔蒂斯休息过一天:“他每天一定要做的事,就是从他家这个大木屋到对面的画室里去。”
　　跟随巴尔蒂斯生活的这两年时间,也对山飒影响深远。同样在当代艺术市场上颇为活跃的她,对于现今艺术市场的现状,另有一番说词:“因为我跟巴尔蒂斯这样的大画家工作了两年,他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像他这样的大画家,一直画到七八十岁,才被社会认可。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画家,一出道的价钱就比巴尔蒂斯高,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这可能也是跟现在的世界性有关,全球联网什么的。巴尔蒂斯从来不愿意宣传自己,他一直到80岁都拒绝采访。但是现在,像巴尔蒂斯这样低调沉默的人,也许社会就把他遗忘了,就像沉在海底的沙子一样。但我仍然认为作品还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
　　法国最权威文学奖也有“潜规则”
　　2001年,山飒凭《围棋少女》获得那一年的龚古尔高中生文学奖,但龚古尔奖这些年也饱受了不少争议,虽说是最权威的文学奖,实际上却是出版社之间在进行交易；院士们固然是著名作家,却也分别代表着各自的出版社的利益。对于这些诟病,山飒并不否认,她说:“是有一些弊病的,这么多年的,还是有的,但是有时候弊病和弊病在一起就相抵了。这些问题也是要看在哪一年的评奖,是什么作品,比如那一年没有什么好作品的话,他们评委可能就会偏向自己的出版社,但是如果那年有一部大家都无法忽视的作品,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有一些评出的作品,的确读者都是不认可的,这就好像戛纳电影节,也不是获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受众喜欢的。”
　　在山飒看来,像文学、艺术这类的评选,要说一个作品比另一个作品好,这个好的标准是很难说的,“比如说我们的四大名著,怎么去相比它们的优劣。但是有一个评奖,是对一个作家的鼓励,对他创作的鼓励,对社会文化发展是一个推动,这个评奖的过程是证明社会对文学创作的认可。像诺贝尔文学奖,它评选出来的作品不一定是说它是世界第一的作品,但是有这么一个评奖的话,它才会对文学有帮助,不会被人们所忘记。做这件事情,这个形式的意义,也许是大过它做的内容的。”
　　谈作品:法国人觉得“穿着衣服”的性很诱惑
　　笔者:以您那部《围棋少女》为例,法国的读者和国内的读者对这本书的反应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山飒:很多法国的读者是觉得这本书陪伴了他们的成长,因为《围棋少女》是写一个小女孩性启蒙的状态,又是在国难当头的背景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性启蒙。那些正处于青春期的读者看了我的书,对于青春期的焦躁、幻想、痛苦和情人间的分离,他们都能在这个作品中体会到。国内的读者是觉得我用一个爱情的悲剧来讲述一个战争的悲剧,这个角度很新颖,他们以前没有看过以这样的角度来反映战争。
　　笔者:您这次出版的《柳的四生》是您20几岁的时候写的作品,现在回头去看这些以前的作品,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山飒:我的作品一直很坦诚,很诚实,把我人生每个阶段的状态都诚实地呈现给读者。像写《围棋少女》的时候还比较纯情,但《围棋少女》之后性的描写就比较成熟,也写得比较多了。我写性跟别的作家不一样,别的作家可能写得特别直接、特别赤裸,但我的性都“穿着衣服”。法国人觉得我这种写法实在太性感了,“这人写得太性感了,从头到尾就没有好好写一个性,给人特别大的想象空间。”
　　笔者:为什么作家在作品中都选择要作性的描写呢?是必须要通过这个渠道才能表现什么吗?
　　山飒:性是生活中比较神秘的一件事情,每个作家写性也是不一样的,想表达的东西也不一样。像贾平凹写性,他经常写乡村的事情,用性来表示感情原始的冲动,人的野性的爆发,对自由的追求。张爱玲写性,其实不是在写性,是在写男女之间的关系,互相之间的纠缠和对抗。我很多时候是在用男性的口吻写女性,站在男性的角度来看性,也有很多男性作家,是用女性角度来写性。　　巩一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