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日报记者　刘同贵　潍坊日报特约记者　秦继鹏
　　编者按　全面总结改造城中村的经验,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提升城中村规划水平和建筑品质,促进城市经济转型,是一项重要工作。
　　最近,大众日报记者刘同贵和另一位记者秦继鹏,会同市规划局的同志,对潍城、奎文两个中心城区的城中村改造工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撰写了《改造城中村——潍坊纪实》一文。该文以记者的视角,系统性地考察了我市城中村改造的做法,将之升华,概括为生动活泼的经验总结,对我市更高层次地组织新一轮城中村改造,确保城中村改造更上层楼,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两个“83”
　　改造城中村,天下大难题。潍坊难中求进,城中村越改越顺,两个“83”功不可没。
　　所谓两个“83”,就是从城中村拆迁后腾出的土地中,按人均83个平方的标准,先留出居民住房安置用地；再按人均83个平方的标准,留出生活保障用地。这是潍坊市区城中村改造的大政策,从2004年就开始实行了。
　　前一个“83”,是为了确保“城中村”居民的当前利益,后一个83,着眼“城中村”居民的长远利益。两个“83”加在一起,人均整整166平方米可用土地。这是在寸土寸金的市区啊!
　　潍坊改造城中村,两个“83”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拆迁拆出来的宅基地,必须首先确保这两个“83”。“红线”之内,任何人,包括政府,都不得染指。两个“83”之外剩余的土地,才可以作为政府的储备土地。　
　　潍坊中心城区,目前纳入改造的城中村,有89个,居住在城里的村民多达10.5万人。众所周知,城中村位于城市,却保留着农村所有制,成为“都市里的乡村”。奇特的“二元结构”,影响着城市形象和居民的生活品质,限制了城市要素在更大空间内的自由流动。改造城中村,势在必行。　
　　城市地价连年飙升,高楼围合之中,城中村宅基地,水涨船高。丰厚的土地收益,成了一块诱人的“大蛋糕”。这块“蛋糕”,怎么“切”?国家、城中村居民、开发商三者的利益如何排序?考量着一个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事关社会公平和城中村居民的福祉。
　　纵观各地,改造城中村,通行的模式是:政府先将城中村的集体土地悉数征收为国有土地,然后拆迁改造,建设安置房。因为政府从中“切”的份额较大,形成了为人诟病的“土地财政”。开发商“切”的利益也相对较多。在各种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城中村的居民明显处于劣势。
　　潍坊改造城中村,最大的突破,就是通过两个“83”的土地政策,优先确保了城中村居民的利益。用村民的话说就是:“留足村民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才是政府的。”　
　　奎文区的城中村改造,总用地面积为1997.8公顷。刨去居民安置用地和生活保障用地,也就是在两个“83”以外剩下的政府可储备用地,只有区区248.8公顷,仅占城中村拆迁后腾出的土地总面积的12%,这样的城中村改造,可谓“村民吃肉,政府喝汤”。
　　记者跑了潍城区和奎文区各4个村。这8个村中,有3个村刚够两个“83”,1个村略有盈余,另外4个村的土地,满打满算,还不够两个“83”,这意味着,具体到某些城中村,政府可能连“汤”都没得“喝”。
　　不错,潍坊的财政,特别是税收状况,在全省地级市中算是好的。内行人知道,现在判断一个地方财政状况怎么样的指标莫过于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了。税收收入比重占得越大,财政状况越好。潍坊2010年的这一指标高达86.6%,全省十七市潍坊最高。
　　但这并不意味着潍坊“不差钱儿”。潍坊花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举其要者:
　　潍坊是全省唯一一个“三区合一”的城市,按照潍坊市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潍北莱州湾畔,一座现代化的滨海生态新城,正在崛起,平均每天的投资额早就超过一个亿了。
　　“一地三河”生态恢复后,新的治理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向南北两个方向延伸。两条横贯白浪河和虞河的“人工河”和一座“人工岛”也已经开工……
　　这些大工程,哪个不需要沉甸甸的真金白银?
　　然而,潍坊宁肯在市场上“找米下锅”,也不打城中村改造的主意。面向开发商的“招、拍、挂”形成的巨额资金流,政府不“眼红”,不“截留”,除了法定的3%的土地出让金,资金统统回流到城中村改造项目。用财政部门的话说,这叫:从城中村来,到城中村去!
　　第一个“83”,让各城中村手中有足够的居民安置土地,为“新市民”建设高标准的楼房。潍坊的城中村改造后,每个搬迁户平均两套楼房,有的村甚至达到四、五套。
　　奎文区中上虞河村的丁洪起老人,原先住着4间老砖房,一共250平方米。城中村改造后,一下子还建了他4套楼房。要知道,这可不是普通的楼房,而是水电暖电信宽带配套,小区内芳草如茵,周围幼儿园、学校一应俱全的成熟社区。与他原先的低矮破旧老屋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潍城区后姚家坊村72岁的村民宋守法,原先连房子带院子330平方米低矮破旧的平房,转换成了3套高品质的楼房。记者采访他的时候,老人掰着指头算账:“照每平方米5000元的市场价计算,我家的房产起码值150万元。两个在村里居住的儿子,通过拆迁还建,房产也都过百万了,跟做梦一样!”
　　多少像丁洪起、宋守法这样搭上城中村改造“快车”的居民,一不留神,都成了百万元户!而城中村改造之前,绝大多数居民,住的是破旧的平房。居民的户均房产价值,满打满算也就是五六万元。城中村改造,让这些“新市民”的房产,平均增值了10倍也不止。“新市民”后来居上,超过了普通的老市民!
　　记者走“村”串户,发现“一套自住,一套出租”,已在城中村成为普遍模式。潍坊一套普通的楼房,每月的租金,平均已经达到600多元,新楼房700元也打不住,这无形中又增加了一块收入。前面提到的丁洪起老人,只出租了一套楼房,一年租金就8000多元。别说生活费,连零花钱也不愁了!
　　第二个“83”,是全部用来搞商业开发的。
　　后姚家坊,是潍城区第一个按照两个“83”改造的城中村。2004年改造前,村集体资产是个负数(外欠款380万元)。改造后,村委从“第二个83”中拿出一部分土地进行商业开发,项目还在进行中,集体资产就蹿升到3800多万元。
　　和后姚家坊村同属潍城区的北关村,城中村改造改出来集体资产更大:两个专业批发市场,一个卖建筑材料,一个卖装饰材料。同时建起的营业面积2.3万平方米的商业用房租给了佳乐家、万家福两大超市。集体资产按成本价也高达2个亿以上,年收益七八百万元。过几年城中村改造全部完成,集体名下的商业地产面积可达7万平方米,总资产少说也得四五个亿!
　　集体资产膨胀,村民福利立马水涨船高。翻开后姚家坊改造后的居民福利开支表:老年人的福利开支,2005年到2007年为4356元；2008到2010年,增加到6000元,增加了37.7%。今年多少还没有确定,更上一层楼当无悬念。
　　城中村改造以后,过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没了,变成了一幢幢宿舍楼、写字楼、商厦、宾馆、高档市场、商业门头。管好用活这笔集体资产,最大限度地实现保值增值,才能让过去的村民现在的新市民端上“打不碎、抢不走”的“金饭碗”。
　　与城中村改造伴随的一项改革悄然启动: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所谓集体资产改制,说白了,就是将现有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人,将产权明晰化。光一个奎文区,就有6个街道、15个城中村完成了集体资产改制,1.5万村民转为股民,总股本达10.5亿元。
　　城中村改造后形成的集体资产,是块大肥肉,谁都想吃一口。改制的好处是,把这块资产护住了。哪一级组织想摊派点什么不成了。买房入住的新增居民也与此无关。这就从根本上确保了原城中村居民的眼前和长远利益。
　　拿奎文区中上虞河村来说,集体资产改制后,总资产2.9个亿,集体占20%的股份,村民占80%的股份,人手一股,每股净资产108780元。每个村民在享受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同时,平均每年还有上万元的资本收入。
　　谈及两个“83”给搬迁户带来的好处,有人总结了两句话。第一句是“户均两套房”,第二句是“未来有保障”。有意思的是,我们采访所到之处,即使是那些对本村改造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看法的村民,也明白那是操作层面的问题,是“歪嘴和尚”的错,潍坊的两个“83”是好政策,没得说!
　　正因为如此,当许多城市的城中村改造,还是政府推着城中村走的时候,潍坊倒过来了!城中村推着政府走。最典型的还是上边多次提到的奎文区中上虞河村,前一段确定进行第二期城中村改造,计划拿出一周时间,为居民(村民)办理相关手续。没想到第二天早晨四点多钟,急不可待的居民,就把工作人员从梦中唤醒,仅用了一个上午,所有手续全部办完。
　　被划入城中村改造范围的村喜不自禁,周边一些没有划入改造范围的村,急三火四地跑到有关部门恳求“入围”……
　　两个“83”,表面上看,不过是政府对城中村的让利之举。这一表面现象的背后,却是潍坊城市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从关注经济发展,到更关注社会进步；从关注城市的今天,到更关注城市和市民的明天!
难办的事让村民商量着办
　　即便有了两个“83”这样的政策,改造城中村也绝非易事。因为牵涉多方利益博弈,各村的情况不同,村民的想法迥异,稍有不慎,就会好事办砸,甚至酿成大乱子。
　　难事办成,好事办好,才见真功夫!
　　潍坊改造城中村,走的是以村为主体,“自治改造”的路子。政府不再大包大揽,从城中村改造的微观层面退出,只负责制定宏观政策、审批规划、监督土地的“招、拍、挂”。具体的运作,全部交给村自治组织,难办的事让村民商量着办。
　　如果说,两个“83”是政府让利,那么,在城中村改造中发挥村自治组织的作用,让村民商量着办,那就是放权了。政府决计还权于民。接下来,就要看城中村如何唱好村民自治这台“重头戏”了。
　　改造城中村,为实现村民自治创造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实兵演练的机遇。
　　面对事关自己当前和长远利益的重大决策,村民们自然会睁大眼睛,长期沉睡的“民主细胞”瞬间被激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参与热情。而这正是民主决策的前提。
　　城中村改造之前,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的村里召开会议,“十人八不齐,进出像赶集”。一说要开会讨论搞城中村改造,不仅“原住民”一个不拉,连在天南海北务工、经商、上学、公干的人,只要户口在村里,都千里迢迢往回赶。有的人宁愿站着,也要参加会议。
　　潍坊改造城中村,宏观上的大杠杠是两个“83”。但两个“83”,不是直接对着村民的,而是对着村集体的。各村自己决定城中村改造的具体方案,一村一策,“不按一个单子抓药”。那么,每一个城中村具体的改造方案又是怎么出来的呢?
　　和以往支书、主任“拍脑袋”做决定不同,城中村改造方案要经过“三会一制”。
　　三会是“两委”联席会、党员会、村民代表会,一制是重大村务票决制。具体流程:先由村“两委”联席会拿出初步方案,提交党员大会讨论,加以改进完善,最后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进行表决。就是这个过程,往往要几上几下。
　　我们采访到的10来个城中村中,最顺风顺水的当属潍城区的后姚家坊村。这个村的改造方案,经过“四上四下”,不到一个月,村民就一致同意了村里的“拆迁安置方案”。2004年,市里的两个“83”一出台,这个村就率先启动了城中村改造。
　　好事多磨的顶数奎文区的梨园村。村民当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达成共识,村里就把城中村改造暂时搁置起来。宁肯耐心等待,也不搞“疾风暴雨”。直到2009年,村民经过民主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城中村改造这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梨园村从2008年8月,到2009年4月,仅仅围绕一个“拆迁安置方案”,村民就整整商量了8个月,开了120多次会议。
　　同样是城中村,两个村改造方案的出台和启动竟然前后相差5年。一个先声夺人,一个后来居上,都是潍坊市城中村改造的成功范例。
　　也许后一个村的启示更大。它表明民主协商也好,利益博弈也罢,有时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时间的耗费,对于一个优良的决策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有时候慢就是快。在城中村改造中,付出一点时间成本,换取一个各方都接受的共赢的结果,划得来。
　　让村民商量着办,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自己人效应”,大大降低了城中村改造中的“磨擦系数”。这比政府越俎代庖,“一杆子插到底”强多了!
　　还是上边说到的后姚家坊村,拆迁补偿方案出来以后,有的临街经商户又反悔了,说我们的房子临街,应该多补偿,不然就不拆。要是村里跟这些临街户谈判,很容易形成僵局。村自治组织就把非临街户代表和临街户的代表,叫在一起协商、讨论。
　　非临街户说:你们拿出房产证看看,是住宅房?还是商业房?临街户回答,是住宅房。非临街户说,既然是住宅房,那就应当同等待遇。你们临街户“靠街吃街”,这么多年比我们多占了多少便宜?“城中村”改造,你们还想多吃多占,你们脸红不脸红?说得临街户无话可说,顺溜儿地接受了统一的补偿标准。
　　话不说不透,理不辩不明。实践证明,绝大多数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对极少数不讲理的村民,村里也允许他们把不靠谱的话说出来,让大伙评头论足。正谬见面,高下立判。在质疑声中,发难者的调门越来越低,直到最后偃旗息鼓。
　　民主协商中,强势群体的额外要求得到抑制,弱势群体的声音会不会被淹没呢?
　　还是上边提到的梨园村。村里第一轮协商提出的改造方案是:按宅基地的正房(北屋),一间换50平方米。整个换算下来,和“拆一还一”差不离儿,大多数村民都支持这个方案。可是,部分人口多,房子少的困难户有意见,认为按照这个方案,他们的房子不够住。
　　经过村民代表反复商量,村里出台了一个“补充方案”:人均不足40平方米的,补到40平方米,每平方米象征性收500元。此举惠及全村四分之一人多房少的村民。
　　因为家境困难,村民刘海昌、刘丰昌兄弟俩一直没分家,老少三代7口人,挤在四间狭小的平房里。按照一间换50平方米的标准,他们家只能换220平方米,只够两套楼房。有了“补充方案”,他们家可以置换280平方米的楼房,比原先整整多出60平方米。这么一来,他们家就有了三套楼房。老人住一套,兄弟俩一家住一套,各得其所。
　　“十个指头不会一般齐”,商量不成怎么办?好办!通过民主程序进行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奎文区中上虞河村。通过第三批安置方案时,大家意见相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村两委梳理出5个有争议的焦点问题,召集两委成员,全体党员、社区居民代表、动迁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就这5个焦点投票表决,并将表决结果进行公示。
　　两个“83”到了村里,由村委会具体运作。但是,钱是怎么花的?形成了多少集体资产?这些资产每股价值几何?居民伸着脖子都想知道,这就形成了民主监督。
　　最好的办法是:公开、公正、透明。不信你去看看潍城区后姚家坊村张贴的《城中村改造工程的财务明细报告》。上面将每批“城中村”改造,建了几座楼,一共多少平方米,花了多少钱,其中安置村民多少平方米,对外出售多少平方米,集体商业房多少平方米,形成了多少集体资产,全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村里每月8日定期召开老干部、老党员、村民代表大会,公布收支账目,雷打不动,让村民“横挑鼻子竖挑眼”。村里还设有村民理财小组,进行工程财务审计。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众目睽睽下,谁还敢火中取栗!
　　早期搞城中村改造,各村无一例外,都是请开发商来搞开发。后来改造的村,有的村民提建议,请开发商,钱都让开发商赚走了,干嘛不自己当开发商?村里觉得有道理。于是,有的村成立了村经济组织,自当开发商,请人设计,请人施工,建筑材料全部由自己进。村里只掏设计费和工程建设费,这一来,“大头”揽进村里。
　　2011年,潍城区北关村第二期城中村改造新规划开工面积31万平方米。按照市里的要求,实行严格的“招、拍、挂”,参与竞标的开发商有5家。按照“城中村”改造的“游戏规则”,村集体和开发商的利益分割大致为三七开。但通过竞标和博弈,北关村这个比例超过了四六开。　
　　开发商是个人,城中村是集体。个人和集体谈判,往往是后者处劣势,前者占便宜。北关村和开发商能谈到这份儿上,除了周围形成了“小商圈”,区位优势明显外,关键是村里和开发商讨价还价的时候,坐在谈判桌前的不仅有村干部,还有村民代表。村民代表当然把这事“当自己的事办”,竭尽全力,锱铢必较。
　　难办的事让村民商量着办,使“城中村”改造中的绝大多数问题得到了化解。当然,民主也不是万能的。不能企望通过民主解决所有的矛盾和问题。对极个别无法调和的矛盾和问题,潍坊并不回避,而是将其引导到法制轨道上来,让各方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
　　潍坊借村民自治,推进了城中村改造,城中村改造又反过来促进了村居自治功能的完善,推进了基层民主进程,可谓一石二鸟!
　　“按程序办事!”是现如今城中村居民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你去翻翻各村的会议记录,哪天开的什么会,讨论的什么事,有多少人同意,多少人不同意,写得一清二楚,而且备案存档。记者手中有一份村民所选楼房的复印件,每个名字上面,都按上指印,密密麻麻地一片。　
　　开弓没有回头箭。基层民主机制一经启动,尝到自治好处的村民,再也舍不得这只神奇的“诺亚方舟”。城中村改造之后,村民摇身一变,成了“新市民”。村民委员会,也顺理成章地改成了居民委员会。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在城中村改造中经过民主洗礼的新市民,比老市民更习惯于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
　　城中城改造,对政府也是一次“民主的洗礼”。难办的事,让村民商量着办,使政府看到了民主在化解矛盾和利益协调方面的能量。他们在反思:政府以往在城中村改造中,投入的管理成本那么高,群众还不满意,那又是何苦?从“全能政府”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让民间的力量更多地管理民间,当是不二之选。
　　更何况,政府从城中村改造的微观层面上退出,把一些办不了、办不好的事,交给自治组织去协调,既可以腾出时间和精力去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又可以斩断一些政府官员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链条”,减少了滋生腐败的土壤。
　　一言以蔽之:民主是个好东西!
“洼地”变“高地”
　　潍城区西关街道的黄家村,是潍坊城中村改造的样板。这里高层住宅群拔地而起；社区服务中心、文化娱乐中心、老年活动中心等“一厅五中心”一应俱全；建筑面积达12817平方米的社区学校、幼儿园正紧锣密地施工……
　　谁能相信,眼前这一个个高楼林立的社区,仅仅在几年前,还是一片一片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城市“洼地”!一摞一摞的旧照片,拉回这些城中村从前的景象:低矮破旧的砖房,污浊不堪的臭水沟,堆放如山的杂物和垃圾……
　　城中村改造,创造了一个个“城市容器”。各部门纷纷借城中村改造的“腿”“搓麻绳”:教育部门兴办学校、幼儿园；卫生部门建起了“社区卫生服务站”；民政部门设置了社区养老机构,配备了民政工作联络员；公安部门派出了“片警”；文化部门协助城中村建起图书阅览室、文化活动中心……连法律咨询,心理咨询等机构,都在这里找到了立足之地。
　　潍坊城中村改造必须配套的“刚性约束”越来越严格,也越来越具体:学校、幼儿园、社区卫生服务站等一系列公共配套设施,必须配套齐全,否则不得开工建设。到了潍城区,又“加码”了。不光“一厅五中心”一个也不能少,还要有“四点半学校”。目的是让孩子们在放学后到家长下班前这段时间,有个寓学习于娱乐的去处,免得在网吧中沉迷。
　　在各地城市急剧扩张中普遍缺失配套、甚至偌大一片社区没有一所学校的背景下,潍坊以城中村改造为契机破解这一困局的上述努力,就显得格外不同凡响和难能可贵了。
　　这样的规划要求,当然不是仅仅为了满足城中村居民需要,而是着眼于整个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衡。拿奎文区李家村卫生服务站来说吧,如果仅仅满足村里居民,100平方米的面积就绰绰有余,可这个卫生站实际上是300平方米,整整多出200平方米!
　　奎文区以原城中村为“龙头”,将老城市社区和城中村改造后形成的新社区巧妙地糅合在一起。比如,现在的李家“大社区”,就由原来的李家村再加上南乐道、广文两个城市社区融合而成。这么一来,新社区独享的服务设施,就顺理成章地让更多的市民共享了。
　　耐人寻味的是,潍坊有城中村的“大社区”,都是以城中村为“龙头”,而且社区的名称,无一例外,都沿用了原城中村的“大名”。潍城区后姚家坊村融入大社区以后,拿出专款,组织专人编撰后姚家坊村变迁史,从立村一直写到城中村改造。这一手,保留了村庄的历史传统,避免了“文化断裂”,让原城中村的居民“很受用”!
　　潍坊城中村改造的“大杠杠”,之所以是两个“83”,而不是一个“166”,就是怕都搞成宿舍楼,一次性分光卖净,再没有发展后劲了。第二个“83”单列出来,在增加居民一块资产性收入的同时,新建起来的学校、医院,文化中心和宾馆、商厦、市场等设施,会派生出多少就业机会?最典型的潍城区李家村改造成李家社区以后,一举实现了原村民“零失业”,还吸纳了不少外地人前来务工经商。
　　眼下潍坊的城中村改造,已经不再满足于设施配套这样的层次。规划部门又提出了新的更高层面的要求。市里正在组织筹建一个由专家学者、社会名人组成的“建筑审美委员会”,对包括城中村改造在内的重大建筑方案进行美学审查,就建筑造型、色彩、材料以及与周边环境的协调等严格把关,重点解决从城中村拔地而起的高层住宅千楼一面的问题。
　　前几年,参与“城中村”改造的设计单位和开发商一度参差不齐,导致有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品质不高。有鉴于此,市里抬高了进入城中村改造的规划设计单位和开发商的门槛:所有项目要委托两家以上国内知名的甲级设计单位进行规划设计,开发商必须有较强的融资能力,之前有优良开发业绩,才能参与城中村改造。
　　这一来,同济规划设计院、清华建筑设计院等知名设计单位和绿城、恒大、万达等实力雄厚,开发理念先进的著名的开发商,长驱直入。资质低、实力弱的设计单位和开发商渐次退出。一进一出,旨在提升潍坊城中村、乃至整个城市的规划水平和建筑品质。
　　打开潍坊的城市规划图,密密麻麻的城中村,如色彩斑斓的繁星,点缀在城市中间。过去,它们曾是社会管理的“洼地”。现在,凭借着多项创新之举,城中村“鹞子翻身”,一跃成为社会管理的“高地”。这些日渐隆起的“城改板块”,吞吐万汇,辐射周边,海拔着整个城市的另外一种“高度”。　　
　　然而,城中村的居民,长期以来,头上却顶着农业户口的“帽子”,充其量只能算“半个城里人”,许多城里人隐性和显性的市民待遇,他们无缘享受。比如,城市居民享受城市医保,而城中村居民,只能享受“新农合”。这种“二等居民”的感觉,让人“很是憋气”。　
　　这种“身份差异”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而是“城市化”急剧的变迁造成的。城中村改造后,村民不仅从经济上翻了身,而且实现了“身份平等”。如果再加上“新市民”与老市民,在社会保障上“拉平”,城中村居民的“比较优势”就更显而易见了。难怪有人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不及城中村改造一夜间!
　　城中村居民最大的愿望,就是村民变市民,融入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而融入城市最典型的标志,莫过于城中村居民交往圈和通婚圈的扩大。城中村改造前,城中村居民交往的圈子很小,婚姻多半是在城中村之间进行。城中村改造后,城中村居民与城市社区的居民,享受“同城待遇”。户均两套房的优势,更让城中村居民稍胜一筹。城中村居民的交往圈、通婚圈悄然延伸到了整个城市社区。
　　像李家村这样的“明星社区”,情况甚至倒过来了,城市社区的女孩,要想嫁进城中村,还真是挺不容易的呢!
　　过去,城中村居民参加公益活动拽也拽不动。现在,他们觉得自己是城市的主人,城市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居民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比“老市民”有过之而无不及。拿最近这次“创城”来说,城中村居民比其他市民毫不逊色。在后姚家坊村,记者看到有一位老人家,连地上的一片落叶也要捡起来。他说,我就是要让大家看看,我们改造后的城中村,比其他老城市社区还要强!
　　曾几何时,城中村居民是一个尴尬的群体:农村人觉得他们是城里人,城里人觉得他们是农村人,他们陷入了一种身份困惑。城中村改造突破了“阶层固化”,不同群体之间的流动成为了可能。　　
　　40年前,在安丘上山下乡的女知青周淑贞,顶着世俗的压力,嫁给了当时北关村的青年农民郭文正。上世纪八十年代,周淑贞落实政策参加工作,周淑贞和孩子是城市户口,丈夫郭文正一直是农村户口。一家3口一个锅里摸勺子,居然有两个户口本。
　　多少年了!每逢同学聚会,周淑贞都有点抬不起头。同学的对象都“吃国库粮”,自己却“下嫁”给了农民。而郭文正在妻子面前也自卑得抬不起头,感到自己“高攀”了。
　　城中村改造,成了这个家庭的“拐点”。郭文正一套破旧的二层楼,转眼换回了两套各120平方米、水电暖气齐全的高品质楼房,市场价过百万。这让周淑贞在化工公司那套66平方米的单元房相形见绌了。用郭文正的话说:“我现在比她强了!”2007年,周淑贞的户口正式从化工公司迁出,并入到丈夫所在的北关社区,“一家两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值得注意的是,城中村改造,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旧的问题,意外的新问题又出现了。仿佛一夜之间,像一块大馅饼掉到城中村居民头上,“幸福来得太快”!在巨大的“财富效应”面前,有人道德失重了!为争夺城中村改造后房子、股权等丰厚家产,家庭内部父子反目、兄弟姐妹大打出手的事情都发生了。还有人挑起事端,为的是要把集体资产吃净分光!
　　眼下的潍坊,如何引导城中村改造后的新市民,实现由富到贵的“华丽转身”,已经成为更富挑战性的新课题。昔日城中村,不仅要改造成公共服务的“高地”、社会管理的“高地”,更应该成为精神文明的“高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潍坊的城中村“改造”,任重而道远,正未有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