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是一位顶大的好诗人
　　笔者:今年瑞典的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评奖过程中有什么争议或其他值得一说的“内幕”?
　　马悦然:我不回答关于所谓内幕的问题。但是托马斯真的是一位顶大的好诗人。我早在1983年翻译过他的《狂暴的广场》诗集,又有《蓝房子》散文诗集英译,最近即将要在台湾出版《悲伤的凤尾船》、《巨大的谜语》中文译本,是他中风以后的两部作品,合成一本集子,取其一名《巨大的谜语》。他的诗作更加凝练,也使用俳句的格律,这样的格律在中文的翻译,我很感兴趣,2004年《巨大的谜语》刚出版时,我带着书到台湾旅行,找我妻子文芬,又碰巧遇上台湾选举领导人以后的游行,我们避到宜兰去,很快就翻译出中文俳句。托马斯的得奖,使我想到翻译他的作品是很愉快的事情。
　　笔者: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的诗在中国有多个译者,包括北岛、李笠、董继平、黄灿然等,您认为谁比较好地翻译了原作?
　　马悦然:我没有读过黄先生的译文。我认为董继平的译文,使用了最好的英文译者Robin　Fulton的译文,远远地超过其余的翻译家的译文。
　　笔者:在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出来后,有人说他事先准确预言特兰斯特勒默获奖,并由此质疑评选有“内定”的嫌疑。您如何回应这种质疑?
　　马悦然:谁都会猜,谁都会有猜中的时候。“内定”之说是无稽的。(我当然也知道质疑诺奖“内定”的这个人,还发布消息诬陷我收取翻译订金、赌钱被瑞典警察逮捕,我相信中国人有许多有品德有良知的人,不会相信这个无聊的谣言。我这样的信念来自最近半年许多中国朋友在网络表达意见、写信给我表达支持,在此我表达感谢)。瑞典的媒体有时很会猜。如同许多报道已经陈述了托马斯的名字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人们猜测的对象。瑞典的文化记者因为每年都猜托马斯得奖,有一群他非常忠心的粉丝,会在等候宣布时,固定到他家门口安静地等待,要是宣布不是他得奖,大家就默默地一起走到他家楼上的顶楼,开一瓶香槟酒来喝。希望他明年会得奖。这是我听说的一个故事了。
好的作品需要好的翻译
　　笔者:您在1985年当选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院士,18名院士中,是否只有您精通中文?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中没有懂中文的人,中国作家就完全没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了?
　　马悦然:我当瑞典学院院士有很多工作要做,我的任务不仅是给中文作家弄到诺贝尔文学奖。世界上的语言很多,可能多到几千种吧。要求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必须得学会几千种语言,为的是比较公平地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是不是有一点太过分?瑞典学院的院士可以掌握欧洲德文、法文、英文、西班牙语等几种主要语言,对于院士不懂的语言,也会请其他语言的文学专家翻译,或者做评论。比如1968年日本川端康成得奖以前,不仅是邀请专人翻译,也经过日语文学专家评论、研究长达八年的时间。这些为了语言译本的专业问题,确实花费漫长的时间去准备,但这样的准备工作是必须的。
　　我要再度说明,并不是由我翻译的中文作家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是必须要翻译成瑞典语,才能得奖。我的同事们他们可以同时阅读中文作家好几种不同语言的译本,只要是中文作家出版上述的几种语言译文,瑞典学院的图书馆一定购买,每周四开会以前摆好在图书馆房间里,我们很方便立即拿回去阅读。
　　我多次强调好的文学作品需要好的翻译,而且翻译家必须要有好的文学修养,向作者与读者负双重的责任；这样的文学价值特别会彰显在我们的工作里头,如果每位翻译家能秉持这样的信念,忠实呈现中文作家(或者各种语言的作家)作品的价值,今天的世界文学就会更进步了；我还想借这个机会说明,现代中文作品的翻译一直到这几十年才开始有比较多的译文跟译本的出现,杰出的翻译家还是太少了。瑞典从事翻译现代中文作品的专家只有陈安娜和我两个人。
中国作家未能获奖问题在于译本
　　笔者:您认为中国文学有没有过比较好的或最好的时期?
　　马悦然:我在这儿不谈我自己非常欣赏的中国古代文学,只谈二十世纪的文学。19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是中文诗歌,尤其是短诗的黄金时代。三十年代也出了比较多的很好的小说和个别的很好的戏剧,像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和李健吾的戏剧。这些戏剧据我看比曹禺的作品好得多。七十年代末出来的朦胧诗人的诗我很欣赏。八十年代中叶也出了一些我很欣赏的小说。
　　笔者:茅盾文学奖是中国长篇小说的官方最高奖,鲁迅文学奖是包括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的官方最高奖项,您对它们有何评价?
　　马悦然:对中国官方的奖我的认识不够。　　　吴小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