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

　　1837年1月27日,圣彼得堡寒冷的郊外传来一声枪响,一位年轻人倒下,两天后,这位青年,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普希金从此陨落,年仅38岁。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庆幸这种表面勇敢,实则“非人道”的“公平模式”已经被历史淘汰。但有时,我们也盼望现代司法部门的判决,能像一颗精确的子弹一样,平息掉一场场文化界里争吵不休的口水仗。
　　一直觉得,网络软件才是最能反应大众网友情感趋向的指标,就像“春运”期间网购火车票时出现的刷票软件一样,最近又出现了能够在微博中屏蔽掉“方韩之争”的软件,可见这场争论所激起的喧嚣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忍耐的程度。回忆过去一年,有多少不了了之的口水仗浪费了我们的时间,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出镜率最高的周立波和郭德纲几乎就没有消停的时候,一个和大学教授恶语相向,一个带着徒弟与记者骂战不休；本来还算安静的画坛因为去年郭庆祥质疑范曾的作品被搅得浪花滔天；文坛从来就不是净地,王朔、易中天、李敖等等“火枪手”,参与的局加起来可能都没有韩寒一个人惹得大。
　　其实产生争议并不可怕,在质疑争论过后萌生出来的道德观,远比强行灌输的非黑即白的观念健康有力。但是,现在的一些争吵中,我们的感觉是,不管争论的哪一方,似乎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热闹地说着自己的话,根本不在乎对方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不解决实际问题,就像国际上某些国家之间的和谈一样,没能达成什么共识,热闹过后,一拍两散,似乎大多数中国语境下的辩论往往如此。
　　曾经有些“崇洋媚外”地以为,西方文坛可能没有现代中国文坛像个菜市场般喧哗热闹,后来发现一本书——英国传记作家盖里·戴克斯特所著的《笔端溅毒:从埃米斯到左拉,文坛出言伤人大观》,才知道,跟马克·吐温、乔治·艾略特、海明威等等名家的“毒舌”比起来,韩寒和方舟子可算非常矜持和文明的了。当年鲁迅与章士钊、陈西滢、徐志摩、郭沫若的“交锋”也上升到了人身攻击的层面。只是这些大家们自有经典名流千古,他们有些“孩子气”般的话语,在历史长河沉淀后,成为映射他们人性另一面的镜子,使后人更能接近真实的他们。而所谓的“青年领袖”和“打假斗士”一场恶战折腾,在几年后能沉淀下什么呢?
　　法国诗人、文艺批评家波德莱尔在《什么是批评的益处》中曾经谈到,“衷心地相信,最好的批评既能解人颐(使人欢笑),又饶有诗意”。批评是批评家的天职,不受市场利诱,不受强权左右,针对作品和现实语境,做出准确而敏锐的判断,犀利、一针见血的批评,往往带有对负面问题毫不留情的批判和反思,反而更具有独立性和针对性,如何避免批评成为软广告,而是真正的针砭时弊和具有建设性的批评,才是每个批评家所应该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