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国

　　李正文,是我党革命战争时期一位杰出的地下工作者,“潜伏”战线上的英雄。他无畏无惧、机智勇敢、出生入死,屡建奇功的斗争生涯极富传奇色彩。
赴苏坎坷再回国
　　李正文出生在今寒亭区高里街道张庄村的一个农民家庭,8岁时全家逃荒到了东北四平,长大后成为东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的一名学生。受中共满洲省委委托主编进步理论刊物《现实月刊》,但不久被国民党查封,本人也遭通缉。接着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逃亡到北平。1932年初,参加了北平“左翼作家联盟”,被选为执委兼理论部长,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同年冬,转到北平“社会科学家联盟”担任执委和研究部长。1933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北平白色恐怖十分猖獗,党组织安排李正文去苏联学习。1935年1月,他到莫斯科郊区一所情报学校学习了将近2年。当时苏联国内形势紧张。1937年11月,李正文被捕,不容抗辩,不顾事实,也不要任何证据,就被判处了5年徒刑。在监狱里关押了一段时间后,发配到西伯利亚靠近北极圈的一个劳改营服役,被捕后坚持不懈地用俄文先后写了包括给斯大林的60多封信,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终于使得斯大林亲自指示有关部门予以甄别。1939年9月,被宣布平反释放,但要遣返回国。1940年秋天,他从阿亚古兹出境,马不停蹄地辗转到重庆。
　　李正文见到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徐冰,经介绍在社会活动家阎宝航手下工作。阎将李安排在黄炎培先生主持的重庆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干事,作为职业掩护。阎宝航当时身负重任,又有多重身份,需要四方应付,处境复杂艰险；李正文忠诚机智,处事得体,成了他身边最可靠最给力的助手和联络员。
业绩卓著重回党
　　1941年7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决定派李正文去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从事对日寇和汪伪的情报工作。上海对李正文来说十分陌生,阎宝航介绍了两个在上海的熟人给他。李先找了慈幼教养院院长姚淑文,得到多方帮助,并找到固定住处安顿了下来,然后和东方部负责上海地区情报工作的苏联人尼克莱接上了关系。
　　凭借通晓英、日、俄三国语言的优势,李正文很快落实了掩护职业。应聘担任了原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日文教员,又考取了上海申报馆的日文翻译,同时还受聘任教震旦大学日文系,有了大学教授的身份。除上海外,李也经常去汪伪的首脑机关所在地南京活动,发展了一批得力的情报人员,包括东北大学时的同学和北平的老同事,利用各自的关系获取敌人情报。　
　　李正文把所得情报都交给了尼克莱,其中很多信息都和我方,特别是同苏北新四军直接有关,必须尽快告知他们。他不知道尼克莱是如何和我党联系的,能否及时给新四军送交这些情报,考虑再三,感到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在敌我斗争如此尖锐复杂的情势下,关系到国家命运和抗日斗争的这类大事,不能完全听从洋人尼克莱指派。于是,他把情报搞成两份,一份给尼克莱,一份通过约定的传递渠道直接发往苏北根据地。这样,他就成了我方在上海的一个重要情报来源人。
　　1943年上半年,李正文结识了日本战地记者德田恒夫。德田看透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这场野蛮战争也是日本人民的致命灾难,是损华害日的极大罪恶,因而坚决反对。李正文和德田融洽相处,并逐渐发展成为知交好友。德田和日方政要常有接触,消息灵通,并十分乐意帮助这位抗击“他们”的中国朋友,多次为李提供过重要情报,如日军掌握的中共及新四军的资料、日方的对策、关东军到达上海的消息,以及日侨的活动,等等。
　　日寇投降后的1945年9月,党组织来上海接上了与李正文的关系,此时尼克莱也被苏联政府召回国内,李正文名正言顺地重新回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怀抱。
绝密情报助渡江
　　1946年8月。上海成立了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并发展了包括马寅初、周谷城、楚图南等在内的一大批著名人士。李正文参加了“大教联”,被选为七人干事会成员,分管组织工作。该联谊会的爱国民主活动在广大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成为中共号召“开辟第二战场、发展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的进行。
　　从1948年秋天开始,全面内战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民解放军已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中的许多军政人员感到大势已去,纷纷寻找出路。为适应这一形势,中共上海局成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李正文的活动再次转入地下。
　　1948年10月,李正文奉调去香港学习,做解放上海的准备工作。他接到中央通知:要邀请上海32位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尽快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需要保证绝对安全；上海局决定派你回上海邀请他们。当时这些人在“爱国有罪”的国统区,程度不同地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随时有被捕杀身的可能。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他临行前作了万全准备,装扮成一个“高等华人”,从香港到达上海。他把32人名单藏匿在一个安全处,开始按照心里背熟的人名一个一个地拜访游说。最后结果,32人中除有1人因事不能应邀外,都或坐船或乘车先后安全离沪抵港,再转从海路北上进入解放区。　
　　李正文这次在上海期间,还根据上级指示,到南京国民党海军部会见了办公厅少将主任金声。金声坚决反对内战,弃暗投明热情很高。当时局势已相当紧张,李到海军部时,岗哨密布,警卫森严。金声在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专用的小会议厅和他会见,还把桂的机要秘书游侠叫来相认。游侠早就有意参加革命,苦于找不到关系,对海军部大小事情了如指掌,可谓海军机要的“活字典”。　
　　联系上以后的几个月内,金、游二人就经常带着重要情报,从南京到上海,在约定地点和李正文见面。情报都经他俩作过精心整理和分析,详细而具体地把蒋介石整个海军的行动计划和作战部署,特别是沿海沿江的布防计划和炮台位置、兵力火力配备情况等,都一一列出,有的还用地图和图解形式标出来。这些情报立即由上海地下党派人送往苏北解放军指挥部,对我渡江作战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策反成功援沪役
　　1949年初,李正文被派去和以段伯宇为中坚的一批准备反蒋起义的国民党进步将领会面,见到了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兼预干总队少将总队长贾亦斌等。段、贾原来的起义设想是联合所熟悉的部队六七万人,在宁、沪、杭三角地带同时起义,时间选在解放军渡江作战时,以里应外合。
　　在段伯宇的陪同下,李正文去了这些部队的驻地,代表上海局策委会和这些要求起义的将领一一见面谈了话,现场了解他们的实力和情况。
　　策委会和上海局领导对联合起义计划进行了仔细分析和反复研究,认为条件不足不能实行,即使加上其他所有准备举事的部队一起联合起义,也会寡不敌众,只有各自利用有利时机单独起义、分别行动比较合适。上海党组织对贾亦斌的预干总队特别重视,认为在嘉兴的这支部队虽然受到蒋军的重兵包围,胜败难测也应该起义。　
　　贾亦斌回嘉兴后,先在预干总队3000多人中开展了起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后于4月7日凌晨毅然决然地率领总队官兵制服了几个反动军官,以到莫干山行军演习的名义,拉出去起义了。
　　伞兵第三团也是蒋介石十分重视的嫡系部队。策委会决定将计就计,让团长打着奉蒋命撤往台湾的幌子,一出海就改变方向直奔我解放区连云港。1949年4月15日,三团胜利起义,成功地给解放军增加了精干的伞兵、美式武器以及现代通讯器材。
　　工兵第四团全部是美式装备的重型工兵团。蒋介石和国防部多次命令,要该团撤往广州。李正文和团长王海峤多次商讨对策,最后决定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先制造借口一再拖延,把工兵的装甲列车和一批重型机械设备装车,从上海运到浙赣铁路金华以南地带,佯称机车发生故障须停下来修复。四团动弹不了,还堵死了浙赣铁路的许多路段,使蒋军南调部队无法通过。这批车辆和装备躺在浙赣线上,直到人民解放军到来全部接收。李正文又保护了铁路职工的大罢工,使他们避免了特务头子毛森的血腥屠杀,并对地下党的许多负责人进出上海火车站提供了安全保障。李正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策反活动,有力地支援了上海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