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是古代中国在不同时期为抵御塞北游牧部落联盟侵袭而修筑的浩大军事工程的统称,2010年底国家文物局完成了我国各时代长城资源的专项调查,确认长城各时代总长度超过2.1万公里。
　　现存的长城遗迹主要为始建于14世纪的明长城,西至甘肃嘉峪关,东至辽东虎山(距辽宁丹东市区20公里),从东向西行经10个省区市,长城总长度8851.8公里,其中城墙长度6259.6公里。
长城到底有多少伤口
　　2006年12月1日,《长城保护条例》正式施行。5年后,当初对条例寄予厚望的人们,却无奈发现长城依旧在遭受严重的破坏。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全球体量最大的户外文物,长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历史光环背后,长城却在日复一日地消逝。
　　对于大部分民众而言,对长城的固有印象还是集中于“八达岭”等长城风景旅游区。“有时候有人会问我,长城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还要保护呢?”长城研究者董耀会透露:“大多数的人对长城的理解,就是八达岭、山海关,但其实90%的长城处于自生自灭状态。”董耀会透露,根据中国长城学会2006年前后的调查,明长城有较好墙体的部分已不到20%,有明显可见遗址的部分已不到30%。“墙体和遗址总长不超过2500公里。在一些人迹罕至、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长城实际上已经消失殆尽了。”
　　“长城是没有了,但长城砖家家都有。”2011年底,甘肃永昌县城关镇金川西村,67岁的农民周红年告诉笔者,他家羊圈的围墙,都是用从长城上扒下的砖建的。类似的情况在长城沿线极为普遍,山西大同市得胜堡村民李羊羊家中有两间小屋,所砌砖石就是长城砖。“那个时候盖房子没有砖头,家家都困难,只能掏长城砖了。““上世纪70年代,全国上下都在搞‘农业学大寨’运动,长城沿线的居民都凿长城砖,用于建房和搞生产。”宁夏盐池县宣传科科员告诉笔者。
　　“长城的破坏可分成两种情况,一是不可抗力,也就是自然对长城的损害,比如地震、风蚀和雨蚀等等。”《万里长城》编辑部主任郑严介绍道,“还有一种是非不可抗力的破坏,也就是人为的破坏,这是目前对长城最为集中突出的破坏活动。”
　　目前,尚没有权威数据能够说明长城受损毁的情况,但就笔者走访情况看,甘肃、陕西和山西等中西部省份境内长城受损最为严重,其中有自然环境的原因,但更多则是人为破坏。2002年河北张家口万全县狼窝沟境内,某施工单位为修路向农民收购石料。“农民没石头就上山去拆长城,以15元一拖拉机将石料卖给施工单位,粉碎后用于铺路基。最后把1000多米的长城挖地三尺,挖成了一条沟。”这事后来被媒体曝光,把桃林口村说成是‘世上最昂贵的民房’。”
　　2006年开始,桃林口村忽然成为了保护长城的模范村。村民在村口广场竖起一块“知耻碑”,上面详细写道:“过去我们错了,因为不知,拆长城盖房,国宝未被珍视。现在我们知错了,刻上心中的痛,明耻辱,警后世。”“不仅仅是桃林口村,宁夏盐池、北京延庆石峡村,很多地方在《长城保护条例》出台后,都开始重视和保护长城。”闫健民说。
必须停止以发展为名的破坏
　　尽管破坏时常发生,但情况并非完全没有好转。“上世纪80年代提倡‘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后,以及《长城保护条例》出台,长城沿线的保护宣传工作一直在进行,情况也越来越好了。”中国长城学会办公室主任闫健民说。
　　国家对长城保护工作的重视由来已久。
　　中国文物学会主任委员、著名长城专家罗哲文曾回忆称,1952年,中央在财政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仍然专门划拨近10万元人民币,用于八达岭长城的修复工作。“我记得我骑着毛驴来到八达岭时,这里是一片荒野,周围有几间破房子,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另据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张晓雨回忆,“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也曾在公开场合叮嘱文物局的领导:“你们一定要保护好长城,抗日战争时期长城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喽!”
　　1984年7月5日,北京晚报联合八达岭特区办事处等单位,发起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社会真正将这场活动推向全国的,就是邓小平。1984年9月1日,邓小平为此次活动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该题词在媒体发表后,彻底激发了公众对长城修复工作的热情。
　　资料显示,截至1994年,向该活动捐款的个人数量超过了50万人,单位、地区捐款者近10万个,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超过2800万元,修复长城超过6公里。
　　“从我上世纪80年代接触长城以来,我感觉中央对长城的态度很明确,对保护工作非常支持。”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说。“但长城的保护,长期以来始终没有被列入十分紧迫的地位,而地方在具体操作上,也存在着很多失误和不足,导致整个长城的消逝和灭亡。”
　　沿线居民对长城的破坏正在扭转改变,但更严重的破坏却不期而至。
　　2006年3月,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丰镇修建公路,根据施工方规划,公路将可能穿越长城。“内蒙古文物局在得知情况后,多次派工作人员到长城保护区找施工单位协商,希望公路绕行。”《万里长城》编辑部主任郑严透露,“但是无论文物局怎么去协商,施工方就是没有停工的打算,直接把长城挖开,修了一条公路。”
　　此事在当时引起社会极大震动。施工方宏基路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此的解释是,绕路或架桥需要增加近千万元的工程成本,施工方无法接受。最终,该公司接受了文物局的处罚,缴纳50万元的罚款。“一边是千万元的工程成本,一边是50万元的违法成本,你说商人会选择什么?这恰恰反映了长城保护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尴尬现实,说明我们的规定制度存在漏洞。”长城专家董耀会无奈地说。
　　“以修路、开矿为目的的破坏,基本都能遭到相关部门和群众的抵制。但目前更为严重的破坏,恰恰来自于对长城的旅游开发。”长城学会办公室主任闫健民透露。
　　“这里就是杀虎口,现在已经没啥看头,都是新修新建的城墙。”山西朔州右玉县人缑蛟如此介绍当地的长城关口。2003年开始,当地政府为发展旅游经济,投入巨资将原本的古长城推倒,在原址上修建了全新设计的长城关口。“杀虎口当地政府把完整的城台分为两半,一边各建了一座小楼,破坏了长城的原生态。”中国文物学会主任委员、著名长城专家罗哲文对右玉的做法非常不满,但讽刺的是,右玉人还将罗哲文题写的“杀虎口”三个大字,悬挂在新修的长城关口上。
　　“各个地方都希望能像八达岭长城那么出名,有那么高的旅游收入。但每个地段的长城都有自己的特点,处理随便了,根本没有恢复的可能,是永远的破坏。”　　　　　　　　　　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