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投资比例较高,这似乎正在形成共识。自今年7月以来,全国各地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堪称大手笔的投资计划。作为区域经济的骨干节点,县域经济将成为新一轮发展中的强力引擎。
林毅夫:中国经济长时间内仍以投资为主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最近表示,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时刻一定程度上需要“凯恩斯主义”。他认为,要走出全球经济困境,就应增加投资,尤其是那些能消除瓶颈、增加生产率的投资。他在公开场合赞扬去年11月G20峰会达成的首尔发展共识,因为其中重要的一点即为基础设施建设。
　　在该次峰会之后,新加坡与世界银行共同召开东亚基础设施融资高层会议。在会上,新加坡准备用主权基金承诺5000亿美元的东亚基础设施发展资金,支持东亚基础设施发展。
　　林毅夫将类似举措与二战后美国在欧洲实行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称如能设立更多这样的基金,将可望为全球经济复苏奠定更牢固的基础。他坚信中国经济在未来长时间内仍会以投资为主,并且可以保持GDP增速8%达20年。
　　事实上,如果仔细查看各地方的“7万亿”计划,其侧重点并不相同。在中西部地区,“铁公机”类的基础项目偏多,这是因为这方面本来在偏远地区就“欠账多”。而东部省份,把投资方向主要选在市政、公共设施等有关民生的项目上,东部省份多年来集中精力建工厂搞外向型经济,回归公共建设也相当于是“补课”。

梅新育:新的产业转移和升级时期到来
　　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认为,在国内成本上升、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订单流失等压力下,中国迎来新的、范围更广泛的全面产业转移与升级时期。在微观层次,向中西部布局生产已经在企业界蔚然成风；在宏观层次,中西部地区在全国经济中所占份额逐步提高。
　　比如,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2007～2010年间,东部地区占比从48.1%下降到42.7%；中部地区占比从20.6%提高到23.2%；西部地区占比从2004年的19.8%提高到2007年的21.0%,进一步提高到2010年的22.8%；东北从2004年的8.1%提高到2007年的10.3%,进一步提高到2010年的11.3%。
　　他的结论是,我国投资产生的新供给和新产能具备较强的需求,国内市场的消化能力远远超出一般的估计。同时,近年来,随着产业转移的推进,中、西、东北部地区发展迅猛,进一步化解了固定资产投资账面数据过高的问题,因此,“当前中国投资率未必过高”。

李才元:未来让地方经济唱主角
　　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在外需不振的大前提下,中国经济正转向“内生性循环”,完成这个重大战略转型,必须统筹协调投资和消费这两驾马车。如果说上一轮经济增长,主要由中央政府牵头推动,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实现“软着陆”之后的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让地方经济唱主角”。
　　在他看来,这种驱动模式的改变,恰恰意味着中国的增长正在“深入到肌肉和骨头里去”。因为,中国基层经济的状况,相比于已经与世界接轨的大城市而言还相当落后,不要说乡镇,就算县城的基础建设和城市化进程,都大大落后于我国工业化水平,如果能够调动地方和基层的发展后劲,实现“县域中小城市的大面积绿色崛起”,中国经济一定能扭转长期外向型经济造成的“内虚症”,真正的扩大“内需”,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必须改变以前的‘农村为城市生产,城市为国外生产’的扭曲循环,城市资源、资金和生产能力,要‘下乡’到县,而乡村的劳动力、消费能力,要‘上行’整合到县,县域经济会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节点。”他说:“这样中国经济肌体才能生生不息。”
　　以地方为主角的经济发展如何避免债务扩大难题?李才元认为,这必须调动包括国企、民企在内的大多数闲置的“民间存量资金”,以银行信贷和增加地方政府债务为代价的发展不可持续,长期看会出问题,而事实上地方政府手中都握有大量资产,可以用这些资产来置换企业的投资,吸引央企、民企等各路社会资本,加入到地方基础建设中。
张捷:中国经济到了“向下延伸”的时刻
　　对于基础设施投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张捷称,应该在中国有人口红利和大量富余劳动力的时候进行,等中国发展到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不足的时候,还可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铁公机”建设吗?他提醒,别忘了这些“铁公机”恰恰是社会发达的基础。
　　“地方经济和民间存量资金,将是下一轮经济高潮的‘双主角’”,他说,这个大方向是对的,在注重投资效益的同时,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向下延伸”的时刻,“大城市病”正在透支中国经济肌体的体力,而在以县区为主的小城镇的广阔天地中,可以大有作为。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