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宜

　　上世纪90年代,时任瑞典副首相萨林就因使用公家信用卡买巧克力被迫下台；而新西兰前住房兼渔业部长希特利则因私报葡萄酒发票而引咎辞职。这些高官为何“栽”在如此小事上?细细追究,恐怕还是制度使然。
　　全球清廉指数榜单上,芬兰、瑞典、新西兰等国近年来始终名列前茅。这其中,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严明的执法、完善的规章、有效约束权力的顶层制度设计,功不可没。
　　就拿新西兰“饮酒辞职”的希特利部长来说,事发后新西兰媒体穷追猛打,法律规章森严,审计部门严格执法,总理想包庇都不成。除了上级对下级的纵向约束,还有来自同级监督部门、社会、公众和媒体的横向监督。无论是权力的决策者还是具体执行者,都被纳入问责范围之内。
　　提高腐败成本,也是各国加大反腐力度的重要举措。在新加坡,腐败的经济和道德成本高到令人咋舌。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前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因收受80万新元(约4万人民币)贿赂,不堪社会压力自杀,国会还向全国公布了其带有忏悔性质的遗书。其妻子和孩子无法忍受精神伤害,远走他乡。
　　打造廉政文化,也必不可少。芬兰年轻人从大学毕业进入公务员队伍后,最重要的就是弄清“腐败”的界限,即接受礼品和请客吃饭的上限是什么。在芬兰,流传这样一句话:公务员可以接受一杯热啤酒和一个冷三明治,但如果喝上葡萄酒,那就危险了。
　　综上所述,正因为有这样的震慑,有这样的制度保障,才使得多数人在腐败之路上望而却步。可见,“阳光”是最大的防腐剂。反腐,须从制度上保障,取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