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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晚8时15分,著名雕塑家、已故画家李可染夫人邹佩珠因病医治无效,享年95岁。 邹佩珠1920年生于浙江杭州,1938年在重庆考入国立艺专雕塑系,1944年由艺术大师林风眠主婚与李可染结婚,1946年应徐悲鸿邀请任教于北平艺专。在她的积极倡议和参与下,筹建了我国第一所雕塑工厂(即今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所)。 邹佩珠一生创作了众多雕塑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北京体育馆休息厅的大型浮雕运动员像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邹佩珠将属于自己的200余件李可染作品捐赠给国家。
五年前四月的一天,90岁的邹佩珠凌晨3点多已经起床,她把能回忆起来的事都写在一张白纸上。7点多,她又躺了一会儿,然后正式起床梳洗。10点钟,当笔者来到她家时,老太太已特意换了件枣红色的中式对襟衫,衬着满头银发,煞是好看。 笔者提起李可染的水墨巨制《长征》拍到1.075亿元,她淡淡地说,那画早不归李家所有,她有的,只是三里河这间旧房子。 邹佩珠说,自丈夫去世,她看着这笑容已过了21年,那是她的“画牛郎”。 战乱中与“画牛郎”的奇缘 以前,人们问我和可染是如何相识的,我就开始讲故事。我的生日是农历“七夕”,我没遇见我的“放牛郎”,但是遇见了可染这个“画牛郎”。 可染是徐州人,22岁时到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学绘画,而我家就在杭州。“七七事变”后,战火顿起,烽烟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1937年,日本人打杭州的前一天,我们一家人逃难,从上海到江西,再到长沙。那时可染带着妹妹李畹从徐州开始逃难,也到了长沙。 离开长沙后不久,我母亲在漂满死尸的河里洗衣服时,把手弄破了,结果染上了病毒,第二天就死了。我辗转到了重庆姐姐家,在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系上学。那时,我与同宿舍一个女孩很投缘,就是可染的妹妹李畹。她经常跟我念叨自己有个哥哥,叫李可染,曾是西湖艺术院的学生,校长林风眠特别喜欢他。 1943年,可染到我们学校教绘画,住在教员宿舍。他多才多艺,除了绘画,还会拉胡琴,精通京剧,正好我也曾跟着家里的唱片学过京剧,他拉胡琴时,我就在旁边唱戏。一些日子相处下来,我们越来越珍惜对方。 1944年我们结婚了。那年可染37岁,我24岁,可染的前妻苏娥去世后给他留下了三子一女。丧妻之痛和抚养孩子的艰辛让他经常失眠。他瘦得只有一层皮,肋骨看得清清楚楚。我心痛难忍,决心今后一定要在事业上扶助他。结婚后,我养了几只羊,还喂了几只鸡,用鸡蛋给可染补身体。 生活辛苦却成绩斐然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股潮流认为国画是封建文人画,画些花花草草,只讲求格调,没有烟火气,像什么样。那时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们都不屑上国画课,李苦禅先生因此无课可上,可染本来是教国画的,也只能去教水彩。他认为国画可以展现当代的现实,就决心改革国画。 那时,他经常出去写生,但可染的脚和常人不同,脚底下有块突出来的地方,走路会痛。我就在他鞋底挖一个洞,刚好合他的脚形,然后再加一层鞋底。这辈子我做了多少双这样的鞋真记不清了。 可染每次出去写生,不管多长时间,都对家里很放心,因为他知道有我在。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北京大雅宝胡同,为了使可染完全投入到创作中,我放弃了雕塑,承担起家庭的担子。我们有5个孩子,还有老母亲要赡养,可染的哥哥、姐妹家中有困难都需要我们帮助。这样我就只好去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兼职当美术老师。 不过这些辛苦都有回报,可染成绩斐然。他把写生路上的所见,甚至连上海的汽车、洋房都收入画中,用国画的笔墨画现代生活,非常协调。当有人说,中国的传统走到穷途末路了,可染只回了四个字:东方既白。今天,大家都说可染的画意境非凡,对国画开拓有功,却不知道他画笔背后的辛酸。 从没埋怨过谁 可染一生中,对他最大的打击,是“文革”期间心中的艺术理想被打破,他得了失语症。 别人看我们家,总觉得我最苦,其实可染最苦,无法照顾好儿女一直是他心上的枷锁。我们的长子小可从部队复员回来,去了内燃机厂,打了10年铁。三子李庚到内蒙古放了十几年马,后来他去日本,我们唯一能给的就是可染的一件旧棉袄。我们的女儿“文革”期间到六盘山插队。回北京时,她才20多岁,头发都白了。 可染是个温厚的人,无论受什么委屈,都没怨过谁。现在中国画价格暴涨,可染的作品更是翻了十几倍,孩子们一度想把画卖掉。在我看来,要是卖掉,我们的确成了富翁,可东西没了,无法集中表现国家那一段时期的成就。我们这一代人是从死亡线过来的,希望国家富强,好,然后更好!这也是我与可染的共同心愿。 现在可染的画卖到上亿元,对我们也不会有任何影响。钱不是安身立命的东西。我腰椎间盘突出,在这套房子住了30多年,每天要爬4楼。孩子想给我换房子,我说你爸爸死在这里,我还是在这里吧。住再大的房子,没有好思想,无用!人如此,一个民族也同样,有好思想才能自强不息啊。现在中国传统艺术有了市场,真让人高兴,但别把这些艺术都物质化了,忘却了背后承载的民族魂魄。那才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是用钱换不来的。 路琰 任愚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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