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5%的收入,对应着增长11.1%的支出——这是财政部刚刚发布的前5个月的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大账。
　　钱从哪里来?如何保民生?
　　在多地财政收入增速从2位数进入1位数后,在地方财政盘子因财税改革深度调整的背景下,记者走进东部浙江临安、中部安徽亳州、西部重庆潼南区,到基层一线寻找答案……
“双重背景”的减法与除法压力
　　曾作为临安古县治的高虹镇,节能灯年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走进这座工业重镇,听到最多的两字就是:转型。
　　“到今年5月,全镇国地两税累计收入同比下降18%,主要原因是,主导产业正从低端粗放的照明产业,向高端LED民用照明转型。而全镇2014年工业产值中,95%来自于绿色照明产业。”镇长黄生云说。
　　旧的税源正在消亡,新的税源尚未形成。黄生云认为,转型期固然影响税收,但这一步必须跨出,产业不能再在低端徘徊了。
　　高虹镇只是地方主动转型升级,适应新常态的缩影。记者在临安市国税局了解到,全市817户重点税源企业增速迟缓。
　　“2011年地方财政收入增速24%,去年回落到个位数,今年一季度也是个位数。尽管财力在增加,可钱袋子鼓起来的速度却没有以前快了。”临安市财政局副局长胡钧说。
　　在亳州市,财政收入增速也在放缓。去年下半年,亳州财政收入增幅从2位数下滑到1位数,今年前4个月增幅仅5%,是近5年同期最低。
　　亳州市财政局副局长张传宾说,增值税、营业税等几大税收增速低,土地出让金减少。“而过去地方财政收入连年高增长,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如果说新常态给地方财政带来减法,正在推进的营改增改革,则带来了除法——营业税从地方税变成了央地共享税,多数地方失去了最大的主体税种。
　　在临安市,营业税占地税收入近三成。因此,当前基层干部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填空”?
“改革红利”的预期与现实差距
　　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国家“四梁八柱”基础性改革中首个深入推进的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让基层干部充满企盼。
　　走在潼南区大街上,满眼干净整洁,区里正创建全国卫生城。而过去,财政资金覆盖不到的背街小巷,白色垃圾随处可见。
　　“各级财权、事权重新划分,让我们尝到了甜头。”区财政局副局长袁邦全说,以前街道和区县“一锅吃饭”,财政资金到位量和时间都不确定,开展工作没计划,有时街道干部得自找收入；重新划分财事权后,财政足额定期发放,干部精力用在民生上,街容街貌大为改观。
　　路遥知马力。有些干部认为,改革红利实现需要一个过程。比如营改增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刺激经济,但需要先培养起新的税源。
　　不少地方关注的,是营改增后地方税体系的重构。在他们看来,消费税、房地产税、资源税,是三大地方“预期税种”。
　　对于消费税,临安市国税局副局长叶一军算了笔喜忧参半的账:临安经济发达,消费能力强,如果把消费税征收从生产环节转移到零售环节,仅成品油和烟草两项收入就可达6.5亿元-8.5亿元,占全市地方税收入的四分之一；不过,征收环节之变带来被征收主体之变,好比从向大象征税到向千万只蚂蚁征税,征收成本也随之提高。
“工具箱里”的开源与节流利器
　　“钱不够用”的同时,民生支出刚性大。那么,地方财政“工具箱里”还有哪些开源与节流的利器呢?
　　亳州市财政局预算科科长董雷的工具是从预算评审入手,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审计部门等组成第三方评审团,通过“陈述、询问、答疑、讨论”,对部门预算现场质询,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到最急需的地方。“今年评审扩围,参评对象增加,占预算部门的四分之一。涉及资金从公共财政预算扩大到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保基金预算,实现‘四本账’全覆盖。”
　　临安是县级市,也是浙江省陆域面积最大的“县”,多山,交通、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尤其大。临安市天目山镇褚凯军镇长说,镇里年可用财力包括三部分:400多万元税收分成,转移支付830万元,市里拨付的保运转人头费823万元,可用于民生、发展的,只有不足千万元的可支配财力。
　　在这种情况下,天目山镇正全力争取中央和省里的专项资金保民生,到4月为止,已争取到4000万元。“同时,我们培植税源,发展同旅游相关的‘互联网+生态农业’,并把三公经费减少到两年前的五分之一。”褚凯军说。
　　黄生云手机常用的微信群,是高虹镇治安巡防群,里面不但有镇村干部,还有民警、协警。“协警工资、大街上的监控探头,都要花不少钱,可这些钱挤也得挤出来,不管财政有多紧张!”黄生云说。
　　“政府钱袋紧一些,百姓钱袋才能更宽松些。”潼南区桂林街道双坝村支部书记朱习武说。近两年间,尽管财政趋紧,可上级对该村农田改造累计投入8000多万元,现在全村80%农活实现了机械化,农民人均纯收入1.5万元,驻村银行网点存款已突破亿元。
　　　　新华社杭州6月2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