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侵占中国大片国土后,对占领区实施严厉的社会控制,其中不仅包括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统治,甚至严格限制中国民众的人身自由。这些严厉的控制政策如同沉重的枷锁,给中国民众带来巨大伤害。1941年和1942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獗的两年。在山东,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疯狂地进行“扫荡”、“蚕食”,还连续5次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并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特务活动相结合的“总力战”,给抗日根据地造成了严重困难,沦陷区民众受尽磨难,这也是潍坊军民抗日斗争最艰苦的时期。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潍坊党组织认真贯彻党中央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紧密依靠群众,率领根据地军民团结对敌,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同日伪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粉碎了日军的多次“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摩擦,取得了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初步胜利,渡过了抗战以来的最困难时期,为根据地人民更好抗战,打击敌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残酷大扫荡空前大浩劫
　　到1940年8月,山东共产党的政权建设已初具规模,建立了省级行政机关——山东省战时推行委员会,全省设有两个主任公署、10个专员公署和79个县政府。抗日民主根据地人口达到1200万人。
　　1941年1月,日军制定《对华长期作战指导纲要》,随即增兵占领区,要将占领区变成兵站基地。从1941年起,日军在抗日根据地实施毁灭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1941年和1942年,还在华北连续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日军在山东及其周围的总兵力增至4.7万人,比1940年底多1.1万人；伪军总人数则猛增至16万人,比1940年底翻了一番。日伪据点由1940年底的1156个增加到3700多个,超过3倍多。1941年至1942年,日军向抗日根据地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70多次,万人以上的“扫荡”9次。日军的“扫荡”,开始采用“分进合击”和反复平行推进的“梳篦式扫荡”。在多次扫荡失败之后,又集中更多兵力,采取大纵深重重包围的“铁壁合围”战术。到1942年又发展为更残酷毒辣的“拉网合围”。1942年秋至1943年初,日伪军对鲁中、胶东、湖西、清河、冀鲁边等抗日根据地轮番进行了万人以上的“拉网合围”。
　　自1941年2月开始,一年内日军在潍坊地区相继实行了三次大的“治安强化”运动。
　　——第一次自2月至4月,主要是“强化乡村自卫力量”,办理防共自卫团、办理保甲、清查户口,发良民证、身份证、旅行证,扩大和整理治安军等。
　　——第二次自7月至9月,主要是“发展乡村自卫力量攻势与军警协助,以实现“剿共”,实施大规模的“扫荡”,所谓“铁壁战术”,“长期清剿”,“步步为营”,碉堡公路的“封锁”政策等。
　　——自11月初开始实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以偏重于经济“封锁”为主,同时实行野蛮残忍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疯狂地屠杀根据地军民,制造无人区,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毁灭性打击。
　　到1942年,日本在潍坊的占领区,普遍建立了伪政权、伪军警及各种汉奸特务组织；修筑了许多交通线、碉堡群、封锁沟和军事据点,加强了侵略者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地位,把单纯的军事占领扩大为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全面的殖民统治。
　　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使共产党及其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承担着巨大的军事压力。一方面面对日伪的残酷进攻,另一方面还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从1941年到1943年,潍坊的几块根据地均遭到了日伪军的反复“扫荡”和“蚕食”。据统计,1941年至1943年上半年,日军仅对益寿临广四边、清水泊和昌潍3个抗日根据地千人以上的“扫荡”就达十几次。
　　在益寿临广四边根据地,日伪几百人的“扫荡”和“蚕食”几乎天天都有,从不间断。1941年1月5日,益都朱良据点的日伪军伙同国民党顽固派徐振中部共200余人,包围益都县的抗战堡垒村东朱鹿,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东朱鹿惨案”。清东地委组织部长李寿岭、益寿县委组织部长刘旭东、宣传部长张鲁泉及干部群众20余人惨遭杀害。
　　1月18日,广饶日军在伪治安军李青山部千余人配合下,包围四边根据地的刘集村,益寿县委领导的六大队在突围时有120余人牺牲。
　　5月,寿、广日伪军千余人,配有骑兵、重炮包围许王、葛家口村,残杀干部群众20余人。
　　9月,日军又纠集伪军千余人,对四边根据地连续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轮番“扫荡”,遍及50余个村庄,其中几百户的张淡村全部被烧光,残杀无辜群众200余人,抢走牲畜200余头,抢去的粮食衣物难以数计,造成了空前的大浩劫。
　　1942年3月,日军开始实施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扫荡”更加频繁和升级。为了达到全面摧垮四边根据地的目的,残暴地推行“治安肃正”、“总力战”、“囚笼政策”和“保甲制度”,每“蚕食”一地,立即修筑碉堡、岗楼,大挖封锁沟,修筑封锁墙,建立伪政权。
　　1942年7月1日,日军纠集益、寿、临、广、博日伪军5000余人,对益寿临广四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的“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大“扫荡”。敌人以阳河镇为合击中心,拂晓前进入根据地边沿村庄,形成20多公里的包围圈,约有万余群众从不同方向被围到从阳河镇到葛家口村近4里地的河滩里。敌人在沿河两岸村子的围墙上架起了机枪,逼迫群众交出八路干部、党员。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胁迫群众强修公路,填抗日沟,挖封锁沟。村村清剿,户户清查,搜捕我干部战士、伤员和军需品。敌人还筹办维持会,拼凑起伪乡村政权,推行保甲制度,迫令组织反共自卫团,强令共产党员、乡村干部自首。
　　短时间内,敌人在根据地较大的村庄和公路沿线,封锁沟路口,建起了据点碉堡26处,挖封锁沟30余里,修公路200余里。据点碉堡相距近者有二、三里,远者不过五、六里。白天据点相望,夜间灯光可见,枪声可闻。正如群众所哀叹的那样:“抬头见碉堡,出门上公路”。敌人以据点为支撑,以公路为依托,以封锁沟为屏障,对四边根据地实行了全面“蚕食”伪化。
　　在清水泊根据地,从1941年春开始,日军采用“分进合击”、“反复拉网”、“梳篦清剿”、“铁壁合围”、“长途奔袭”等手段,进行连续大扫荡,妄图把这块抗日根据地吃掉。1942年又加强了这一带的“治安强化”运动,“扫荡”规模不断升级,而且一次比一次残酷。
　　在1941年7月1日和1942年6月9日,日军驻张店第六混成旅山田部队,分别两次纠集日伪军5000余人合围、扫荡清水泊抗日根据地,使这一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
　　1942年10月15日(农历九月初六),日军又从青岛、益都、临朐、广饶、潍县、利津等地,纠集7000余人,东自侯镇、西自益、寿、临、广边区,南自寿光城、北自小清河岸,采取“拉网合围”、“纵横扫荡”、“梳篦清剿”的战术,对清水泊地区进行“铁壁合围”。八路军清东独立团和寿广二边大队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战术,发扬了血战到底的牺牲精神,但终因寡不敌众,损失较大。在杨庄村,街上躺满了被害的群众,一条胡同里,就被日本兵用刺刀挑死了7人。在官台、营子村,日军大发兽性,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将青年妇女剥光衣服,肆意摧残后,又逐个杀掉。在这场“九六”大扫荡中,八路军有200名战士和伤病员光荣牺牲,400多名群众惨遭杀害。清东独立团政委岳拙元、政治处主任王林重伤,寿广二边大队长李光荣、教导员杨荣等英勇牺牲。一时间,清水泊周围村庄到处是新坟,“无人不戴孝,到处有哭声”。
　　扫荡过后,日军即在清水泊地区连续进行了清剿,并安设了据点。至此,清水泊根据地全部被“蚕食”,沦为敌占区。
　　清水泊和四边两个抗日根据地全部被日军“蚕食”。昌潍和南四边虽然没被敌人完全“蚕食”,也被压缩得只剩下十几个村子、被称为“东西一炮轰透,南北一枪打透”的游击区。
　　由于日伪的连续“扫荡”、摧残及国民党顽军的包围封锁,潍坊地区的敌后抗日军民处于极端严重的困难境地。首先,抗日力量损失严重,地方党政领导、共产党员和部队干部战士牺牲很大,部队减员多,地方党员数量也大大减少。清水泊根据地被“蚕食”后,清东独立团的主要领导大部负伤和牺牲,战斗力基本被削弱；寿光县党组织受到重大破坏,全县党员人数减少了558名,牺牲了295名。其次,抗日根据地面积大大缩小,四边根据地、清水泊根据地、昌潍根据地等几块较大的抗日根据地全部或大部沦为敌占区,有的变为游击区。第三,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经济状况极端困难,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不少地方的军民生活不能维持。没有衣穿,没有油盐吃,没有菜,没有纸,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里没有被盖,有的军民经常以草根树叶充饥,露宿山野,篝火取暖。特别是在临朐县,仅在1942年到1943年期间,全县就有10多万人被日伪军杀害或病饿而死,16.8万人背井离乡逃荒要饭,卖儿卖女骨肉分离的18000人。全县38万人,境内只剩下8万人。到处是“土地全荒芜,街院蓬蒿生,人死无人埋,屋里抱狼羔,有路无人走,夜间野狼嚎”的悲惨景像,成了远近闻名的“无人区”。
　　在反“扫荡”、反“蚕食”中,潍坊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取得了一个个重大胜利。1942年10月,清河军区直属团三营、寿光县警卫队等部,采取了“敌进我进”战术乘隙冲出,打死打伤日伪军200余人,重伤敌酋幡井,给敌人沉重打击。
大打游击战争保卫“渤海走廊”
　　潍坊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斗争中认真贯彻了关于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战略方针,深入到敌人后方,以分散对集中的方式,以小股武装作战的游击战术,或避开敌人锋芒运动到侧翼袭击敌人,或深入敌人老窝将其据点捣毁,创造了极为有效的作战方法。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斗争中总结出“挖鸭栏”战术。还创造了“麻雀战”,将抗日武装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区、各堡垒村开展游击战,在敌人眼皮底下巧妙打击敌人。
　　日军对昌潍根据地的“扫荡”也接连不断,尤其对“渤海走廊”的中心昌北的“扫荡”,一次比一次猖狂,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
　　抗战期间,被誉为“渤海走廊”的昌邑、潍县、寿光三县,曾一度是胶东通往清河,进而转去鲁中的交通要道,对整个山东抗日斗争有着重要意义。一是党中央和中共山东分局通过这条通道向胶东区委和胶东军区输送了大量干部。二是从胶东沿海口岸进口的药品等战备物资,相当数量的黄金、货币和军火等物资通过这里运往根据地。山东分局也有文件、印刷品等要通过“渤海走廊”。三是胶东与清河和鲁中三个根据地之间部队调动,都经过“渤海走廊”。1941年2月,许世友率清河独立团赴胶东参加反投降作战,以及同年9月胶东抗大支校校长贾若瑜带山纵五旅青年营去鲁中,都经过这条大通道。
　　1941年冬,日伪军为了封锁“渤海走廊”,切断胶东地区与山东分局的联系,决定从刘家车道经青乡向北挖一条直达海边,长20公里的封锁沟,妄图以此切断我东西交通,分割昌北抗日根据地。昌邑县委领导全县军民开展了反挖封锁沟的斗争,敌人白天逼迫群众挖,夜间根据地基干自卫团把沟填平。经过一个月的斗争,彻底粉碎了敌人挖封锁沟的阴谋,确保了“渤海交通走廊”畅通无阻。
　　“渤海走廊”主体是昌潍根据地,重心在昌北,北面是海,南面是日伪顽占领区,西面有日伪军侯镇、羊角沟两大据点以及郑家庄、央子、宅科、李家湾、宋家庄、道口等小据点。上述据点沿寿(光)羊(角沟)公路排列,把“渤海走廊”与清河抗日根据地分开,东面与大泽山抗日根据地之间有日伪军沙河、夏邱堡据点和国民党顽军占领区相隔。
　　“渤海走廊”形成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为了巩固“渤海走廊”,我党成立了寿潍二边办事处,建立了地下联络站,还加强根据地内的民主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充实昌潍党政军力量。1942年12月,清河区党委决定,将寿光的九、十两区与潍县的四、五两区合并,成立寿潍县。这样,整个“渤海走廊”地区由清河区靖东地委和专署统一领导。
　　1942年5月,日伪军集中2500余人对昌北根据地进行了为期4天的拉网清剿,抓去青壮年751人,当场打死18人,后又有100多人被折磨致死。抢去的粮食、牲畜等多种物品不计其数。在那代人的回忆中,那段日子过得简直是跟猪狗一样的生活。
　　仅渔尔堡一个村,被抢去粮食4万余斤,被褥衣服1000余件,牲畜21头。许多村民为了保护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奋起抗争,被敌人折磨致死。家家户户,被日伪军洗劫一空。日伪军临走时,竟然在饭锅里、炕头上、磨眼里、桌子上拉屎撒尿,丧尽人性。
　　1942年冬,日军从潍县、坊子、昌邑调集1000余兵力(包括伪军)再次“扫荡”昌北抗日根据地,企图切断胶东通往清河地区的“渤海走廊”。日伪军所到之处,采取“三光”政策,先后在根据地内的青乡、李家泊子等村安设了据点,使根据地的范围逐步缩小,根据地内的村庄和人口也大量减少,使本来狭长的“渤海走廊”,仅剩下了沿海的一条“带子”。
　　为了保卫“渤海走廊”昌邑独立营和潍县县大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不断打击敌人。
　　加强情报工作,掌握反“扫荡”的主动权。在靠近抗日游击区的所有敌据点和重要的边沿村庄设立了地下情报点,建立起一个传递消息迅速、可靠的情报网。我情报人员以各种身份为掩护,有的开酒馆、卖烟茶,有的以劳工身份混到敌据点当伙夫、杂工,还有的通过关系打入伪军的指挥机关,或在伪组织人员中发展关系。
　　为了统一掌握情报,昌邑县委和独立营在根据地内的郭疃村成立了固定的情报站,规定除了一些特殊的情报点外,其他各点不管敌情有无变化,每天定时将敌情报送到郭疃。情报站将情报汇总分析,写出敌情通报,然后派专人送到县、区部队和地方机关。由于比较及时、准确地掌握了敌情,因此,我部队和地方机关在反“扫荡”斗争中一直没有受到大的损失,还主动伏击敌人,打了不少漂亮仗。
　　发动群众改造地形,改善反“扫荡”的环境。1941年冬,昌潍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决定,学习冀中平原抗战经验,动员广大军民挖抗日沟,改造地形。到1942年春耕前,抗日沟像蜘蛛网一样出现在齐鲁平原上,基本做到了村与村相通,县与县相连。所有的抗日沟连翻土深都在2米以上,宽度有的可行马车。沟内每隔百米挖有阶梯和观察、射击的掩体,在通往村内的街口处,筑有相互交错的短墙,短墙上留有射击孔,从村外看不到村里的情况。这些抗日沟挖成后,使敌人行动受到很大限制,而我军民借助它进行转移、作战十分方便。
　　抗日军民利用抗日沟进行伏击,破坏敌人的通讯和交通设施,广泛开展破袭活动。昌邑县卜庄、龙池等村民兵破袭队,将敌人从昌邑城青乡据点几十里的电话线,常常在一夜之间割去大半。卜庄民兵两个月内在烟潍公路割电话线千余斤,伐电线杆30余根,经常使敌人的通讯联络中断,指挥不灵,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渤海走廊”的周围,除了日伪军,还有大量国民党土顽部队,国民党土顽部队根据蒋介石防共限共的方针,积极向北扩张,不断制造磨擦,残害抗日军民,严重危及我交通安全。1942年以后,这些土顽部队加紧与日军勾结,有的公开投降。1943年3月,厉文礼率苏鲁战区游击第二纵队公开投敌,其他土顽部队也与日军妥协,同时变本加厉地进攻我根据地。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犯,我党我军—面公开揭露其投敌反共的罪行,一面从军事上予以坚决反击。自1941年至1943年,我抗日军民击退了顽军四纵队、二纵队、十五旅等数十次进犯。
　　潍坊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三北大地上筑造起了坚固的抗日长城,确保了“渤海走廊”的畅通,对整个山东抗战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
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通过认真贯彻三三制原则,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使不同阶层的仁人志士自愿站到了人民抗战行列,党的统一战线日益巩固扩大和加强。
　　国民党军也是日军的打击目标。1941年至1943年上半年的两年半时间,日伪军对国民党鲁苏战区总部和东北军进行了7次大规模的“扫荡”。该部坚持抗战,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100多次,伤亡官兵1万多人,有7名少将以上将领阵亡,于学忠先后几次负伤。在日军的进攻下,国民党地方部队发生了巨大变化:有的公开投敌成为伪军,仅潍坊地区师以上规模整建制投敌的就有吴化文、厉文礼、张步云等部；有的秘密接受伪军番号,暗地勾结日军；有的一面消极抗日,一面积极反共；有的既抗日,又反共。这期间,由于国民党部队大量投敌,致使山东国民党军数量急剧下降,伪军数量迅速增加。有少数国民党地方部队始终坚持积极抗战。1942年8月,面对日伪军3000多人的围攻,“山东保安第十七旅”旅长窦来庚率全旅奋起抗击,直至伤亡殆尽。窦来庚身负重伤,誓死不降,最后举枪自戕,时年42岁。
　　针对敌人“蚕食”四边、清水泊等根据地后建立伪乡村政权和推行保甲制度,潍坊各地党组织采取相应措施,建立了以自我为主应付敌人的两面政权,他们表面上给敌人办事,暗地则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工作服务。还对伪军、伪组织开展了灵活多样的政治攻势,将宣传品、宣传信寄到有名望的社会士绅、名流、伪军家属、保甲长以及其他有影响的人的手中,向他们宣传我党的统战政策,晓以民族大义,教育和争取敌伪组织、人员弃暗投明。通过一系列工作,一些日伪军主动反正,积极配合我军的抗日行动。1943年9月,在昌邑龙池俘获了3名日军,经教育后都参加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积极向各据点日军喊话、唱歌,起到了教育分化瓦解日军的重要作用。
军民一体共渡难关
　　1941年以后,日伪顽对我根据地除了进行频繁的“扫荡”、“蚕食”和进犯以外,还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企图从经济上把根据地搞垮。正当山东抗战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关头,1942年4月,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来到山东。总结了山东四年来的斗争经验,对山东的军事、政治斗争、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都作了深刻系统的指示,为加强山东工作、胜利度过抗战最艰苦阶段和以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面对日伪军的疯狂进攻和残酷的大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进入更激烈的阶段,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潍坊抗日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大打人民战争,使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更加广泛、更加灵活,更加巧妙地开展起来,并因地因条件地创造了破袭战、麻雀战、翻边战、联防战、村落战等各种各样的战法及采取空室清野、派兵深入敌后、开展对敌政攻势等一系列有效措施,艰苦卓绝地进行了反“扫荡”、反“蚕食”斗争,英勇抗击日军。
　　除了军事斗争之外,潍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实施民主政治,开展大生产、减租减息和整风运动,军民团结,共渡难关。
　　为了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我根据地党和政府领导军民广泛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鼓舞下,各机关、群众团体和部队以极大的热情一边工作、战斗,一边参加生产。1941年,昌邑县大队在马渠村西面的大洼里开荒种小麦1000多亩,一季就收获小麦5万多公斤,做到了口粮基本自给。昌潍两县党政干部除了开荒种地,纺线织布进行自给性生产,还从事商品生产。1942年,昌邑县政府在辛安庄办了酿酒厂,一年的收入相当于全县田赋的总额。除此之外,政府还帮助靠海的蔡家央子、固堤场、峰台、利渔、炉户、渔尔堡、下营等村群众恢复了渔业和盐业生产。到1943年上半年,临朐、益都、四边等县相继开展了生产救灾活动。
　　潍坊党政军民一手握枪杆,一手拿锄,开展轰轰烈烈的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不仅改善了抗日军民的生活,战胜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而且改善了党政军民关系,将根据地建设成为军民一体的坚强堡垒。
　　(相关史料由潍坊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