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恬

　　八十年前的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来到陕甘宁边区,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1937年,斯诺根据实地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中文译作《西行漫记》),并在英国伦敦出版。斯诺用毋庸质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此书问世便轰动世界,连续再版七次,成千上万的进步青年因为读了《红星照耀中国》,纷纷走上革命道路。延安,也成为当时进步爱国人士心目中的“圣地”。　
　　八十年后的今天,我有幸得一良机,沿着斯诺当年的足迹,从古都西安蜿蜒北上,也来到延安圣地。吸吮着陕北初冬清凉微凛的气息,抚触着窑洞外厚朴踏实的黄土,延安,与我的想象,一样,又不一样。一样的是,在课本中出现过的革命旧址、历史遗存和重大事件,通过聆听详细的教学讲解,闪回重温,历历在目。你知道它,它也正在这里,这确是一种奇妙的感受,一种内心与外在的呼应,一种温暖而踏实的满足。不一样的是,每到一处,都会有新获得、新感知。在南泥湾,除了看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志气,还看到了战天斗地,从无到有的豪气；在凤凰山,除了看到窑洞里的光线昏暗,更看到领袖的智慧闪烁光芒；在杨家岭,除了有毛主席亲手种过的菜地,更有“七大”会场上浓郁的胜利氛围。
　　在这里,你会感喟于我党第一代领导人的人格魅力,他们确实是当时中国最先进、最有理想的精英分子。他们因信仰而坚定,因坚定而纯洁,自身就是斯诺笔下的红星,是发光体,他们让对手、敌人、观望者、中间派都深深折服。他们既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英雄气概,也有细腻如织而丝丝入扣的儿女情长。当日军的飞机来轰炸之时,毛主席尚在窑洞里镇定自若地写文件,警卫战士请他速速转移,他却指着一块尚在冒烟的弹片说:“还可以打两把菜刀嘛”。周恩来总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重回延安时依然记挂着1937年他在劳山遇险时为保卫他而牺牲的战士遗骨有没有找到,当听说因年代太久烈士遗骨已无从找寻时,他含着泪说,为掩护他而牺牲的战士,当时只有二十几岁。1937年,史沫特莱要求为朱德总司令撰写生平,朱总司令却谦虚地请她在陕北多走一走,多看一看,更多地采访一些人,看看他们都是怎样的。史沫特莱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很快就深深地爱上了这支部队。直到1949年身患重病之时,史沫特莱仍不肯放下《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这本书的校对工作,她几乎用了整个后半生的时间来完成这部书。
　　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说,命运“只愿意用热烈的双臂把勇敢者高高举起”。我想,那时的共产党人,就是一群被时代选中的勇敢者,尽管他们总是很谦逊。不管你承不承认,历史的关键部分,是由伟大的个体书写的,他们怀揣勇气,闪耀着光芒,冲破桎梏,甚至牺牲生命。勇敢者开拓了路径,我们该如何往下走?
　　在梁家河,你会感喟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知青精神是知青一代人用热血、青春,用一生的付出创造的,为国分忧、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执着进取的主人翁精神,就在那里凝固着,延续着,依然喷薄着火一样的青春。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张学良将军公馆,你会感喟于所有稗官笔下的花边戏说之言终将惭愧地兀自退去,无论他们再怎么热衷,再怎么动用技巧,再怎么夺人眼球,历史的真实震荡着的波圈,是永动的,不朽的。彼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将国家命运寄托于列强干涉无疑是死路一条。没有一条引信,没有一个炸点,如何惊醒?总要有一个引爆者。引爆者考虑过自己会被灼烧么?我想,一定考虑过。
　　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十三年,是创业的十三年,是积累了宝贵精神财富的十三年。奋发向上、一往无前的精神状态,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优秀品格,脚踏实地、锲而不舍的坚强毅力以及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工作态度,都是在这个时期点滴积累和凝聚起来的。现在的陕北,不再是黄土裸露的高坡,现在的陕北,已然是植被繁茂的青山。脚踏陕北的土地,你会感喟于你就站在一个历史的节点上,心心念念地想着回望过去、前瞻将来——这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期望和梦想,以及对幸福与爱的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