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马原、余华等作家纷纷登上文坛,因其独特的话语方式、对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并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时隔约30年,先锋文学应如何评价?是否仍具有影响力?连日来,笔者在北京采访了陈晓明等学者,并就此听取多位当年“先锋”作家的意见。陈晓明表示,先锋文学的出现,是基于中国文学变革的内在要求。作家余华则以一个有趣的比喻概括了自己的看法,“那个时代,中国文学好比一个人血管99%都堵住了,先锋文学起到的作用,就是装了几个支架”。
初现文坛
挑战文学常规
今天应对其重新评价
　　毋庸置疑,先锋派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从最初的“先锋实验小说”开始,包括刘索拉、余华、苏童、格非在内的先锋派的作家们走出了一条饶有意味的文学创作之路。所谓先锋文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亦应包括小说、诗歌等多种门类。这其中,1985年、1987年间开始的“先锋小说”潮流更为引人注目。
　　“1985年,我21岁。至今仍然记得,读到余华、苏童、格非等人作品的那种兴奋。”在“纪念先锋文学三十年国际论坛”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特别感慨地回忆,这些先锋作家的作品为自己打开了精神感受力和语言的新天地,“当时和后来的很多文学人,都或多或少受惠于那一代作家的探索和创造”。
　　诚如李敬泽所说,“先锋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历史”。作家东西表示,讲先锋小说不能跟当时的历史背景脱离开来,在先锋文学之前已经出现了“伤痕文学”等类别,“那时候每个人都希望中国发生变化。先锋小说既与之前的文学有联系,对之后的作家也有影响:它是对中国文学传统文学的一次变革”。
　　“先锋文学的历史突破,体现在对文学常规的一种挑战。”上海交大文学院教授何言宏认为,先锋文学借鉴了西方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经验,是一种在精神气质、话语立场来挑战和突围的写作,“实际上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突破、艺术突破,很多方面都是由先锋文学发起、承担。今天,我觉得应该重新评价先锋文学”。
语言探索
多使用精致书面语
语言具有很强辨识度
　　三十年后,回望当年引起广泛关注的先锋文学,可以发现,对叙事方式及语言形式的探索,是它较为显著的特点。其中,与之前的文学类别比较,语言方面发生的变化又更加明显,比如对语言的反常规运用、超常的词语搭配等等。
　　“先锋文学具有很强的辨识度,首先从语言上体现出来。我们看先锋文学,大概读三百字就知道了:它们对语言的讲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后来把先锋文学也叫‘形式主义的美学’。”《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说,文字的精确把握成为先锋文学的基本手段。
　　“先锋文学改造着我们的文学语言。它们在文字上具有很大的视觉性,更强调叙事,所以很少使用口语、对白,几乎都是精致的书面语。”作家艾伟说道。
　　而在作家苏童的记忆中,自己第一个被认为具有“先锋”性质的短篇小说,是《飞跃我的枫杨树故乡》,“在评论家的文章里,我第一次看到了‘语感’这个词,这是我关于‘先锋’的美好记忆”。
　　“其实,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无论作品表现出的‘先锋姿态’,或者仅仅是向他喜欢的某一位作家的致敬态度,这都必然是年轻的,至于它在文本上形成的意义,我想多半是不自觉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非常感恩自己留下了这一批作品。”苏童说道。
文学回归
“先锋派”非舶来品
是基于中国文学变革的要求
　　上世纪80年代初,西方文学的大量引进,对“先锋文学”的出现无疑有着重要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提出,中国文坛经过长时间的沉寂后,在此时期出现比较明显的“裂变”:从寻根文学萌发,到先锋文学开始出现变化。
　　“学界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一部分能接受先锋派,有一些不能理解先锋派,也不能接受我们对先锋派的评价。这可能源自各方面的差异。”评论家陈晓明表示,在他看来,先锋派并不像现在不少批评文章理解的那样,只是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套用,或者是“舶来品”,“它恰恰是基于中国文学变革的内在要求,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第一次要回到文学本身的那种强烈的变革的欲求”。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则认为,先锋文学的出现和发展值得深思,“当时的先锋作家完全不认同已有的文学写作,要重新为文学历法,建立新的写作方式、叙事方式,这种精神,值得学习、纪念”。
　　“先锋文学表面上给人一种不稳重、不成熟的印象,但是他们的不妥协、不屈服,给了年轻一代精神成长强有力的支持。这是我对先锋文学的一个总体感受。”评论家张柠说道。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庆祥说,今天的大学生在阅读时更愿意选择《平凡的世界》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对先锋文学却有隔膜感。因为先锋文学是将自我从具体的历史中剥离出来,这种剥离让读者很难产生共鸣。
　　作家苏童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先锋作家这30年来的转变:“我始终觉得我们当年的那个亮相,我们的那个姿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裸奔’,文字的裸奔、句子的裸奔。”这种“裸奔”可以说是一种血气方刚的先锋姿态,“是破坏欲、颠覆欲,或者仅仅是向他喜欢的一位作家的致敬态度。这种态度必定是年轻的。”当然,也可以解释成抛却一切束缚,回归文学本身的纯粹信念。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一个问题:“先锋文学穿不穿衣服?如要穿,怎么穿、穿多少……”
　　格非、李洱等作家都认为,上世纪80年代有特殊的进行探索的时代背景。但是文学不可能一直处于实验阶段,彻底的形式探索最终只能流于华而不实的“叙事游戏”。因此,许多当初的先锋派作家都在逐渐转型,慢慢地在保持对文体、语言的关注之余,添加对社会、历史等方面的思索,就好像穿上不同的“衣服”。比如苏童成为新历史小说作家的代表；余华转向民间世俗叙事；而格非则是借鉴中国古典文学,回归现实的书写。在当下的年轻读者群中,这些转型后的作品远比先锋小说更受欢迎。许多作家和学者表示,文字、形式上的“裸奔”是文学变革必不可少的阶段,但是只有“穿衣”之后,作品才会有时代的温度。　　　　
　　　　　　　　　　　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