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诸多关于潍县集中营的文史文章与新闻报道介绍,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校务长(即校长)司徒雷登被囚禁在潍县集中营。在百度搜索中输入“司徒雷登”与“潍县”或“潍坊”,会跳出上千条司徒雷登曾被囚禁于潍县集中营的信息。司徒雷登的确被日军囚禁过,但被囚的地点并非在潍县；司徒雷登也曾到过潍县,但是为了看望在这里被囚禁的燕京大学教授和朋友。
司徒雷登究竟被囚禁在何地
　　1941年12月6日,星期六,65岁的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应邀前往天津,参加星期日在此举行的燕大天津校友会。12月7日黎明(美国时间,即北京时间8日凌晨2时左右),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星期一)清晨,司徒雷登正准备返校,两个日本宪兵上门,声言奉命护送他回北平。
　　抵北平后,司徒雷登被押往美国领事馆原海军陆战队营房。营房主楼里,大约拘留了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司徒雷登被带到三楼,这里有约50名英、美等国人士,其中有他的老熟人、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亨利·霍顿博士、总务主任特利弗·鲍恩博士、荷兰籍教授斯纳珀博士。
　　12月8日上午8时许,日军封锁了燕京大学校园。燕京大学英藉教师林迈可从清晨7时的广播中得知战事爆发,偕夫人与物理系班主任威廉夫妇,开车投奔了共产党的解放区。夏仁德、谢迪克、贝鲁斯等英美籍教师及家属,则被日军关押,后转到潍县集中营。
　　司徒雷登被囚数月后,与鲍恩、斯纳珀及霍顿本人一起被转押到霍顿家中。在这座满清皇族的宅院里,三个老头生活了4个月,又被送到离此不远的一英国商人荒置的住宅,斯纳珀的妻子、协和医学院的客座教授也一并迁来。1942年9月,斯纳珀夫妇被美、日列入交换战俘名单,遣返回国,这里只剩了司徒雷登与鲍恩、霍顿3人。
　　1945年8月1日,日方派外交官川井去见司徒雷登,宣布释放司徒雷登,让他充当媾和的中间人,立即前往重庆游说蒋介石。司徒雷登一口回绝,并称如不同时释放鲍恩与霍顿,他也拒绝获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17日下午,司徒雷登与鲍恩、霍顿获释。司徒雷登在日记中写道:“三年零八个月又十天的奇怪的监禁结束了。”
司徒雷登缘何来到潍县
　　8月18日,司徒雷登获释后的第二天,就赶回燕京大学,着手布置整理校园,筹备复学。8月29日,司徒雷登与其私人秘书和助手傅泾波乘机离开北平,至西安、昆明小住,9月3日到达重庆。
　　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美国海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中国政府将次日(即9月3日)确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司徒雷登赶到重庆时,正赶上全城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据司徒雷登日记记载,9月4日下午5点多,他遇到了参加庆祝抗战胜利活动的“蒋介石委员长、赫尔利将军和国府里面的许多中国朋友”,“同时也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
　　早在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已到达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司徒雷登日记记载,9月19日,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共进午餐。这次餐叙,是龚维航与她的丈夫乔冠华安排的。龚维航即龚澎,龚澎系燕京大学的学生,此时担任周恩来的英文秘书。
　　9月22日,司徒雷登与傅泾波乘美国军用机离渝,赶往潍县。司徒雷登此行,是顺路去看望在潍县集中营关押的燕京大学教授。司徒雷登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记叙了这一过程:
　　“经过一再拖延,我终于乘上了一架要在山东潍县停留的飞机,日本人把华北的所有英美国民一直拘留在那里。所以我没有打任何招呼就直接从天上降到了这个营地。虽然当时抗战胜利已经六周了,但是那些不幸受到拘留的人仍被关押着。其中有许多燕京的教师,有我的许多朋友和熟人,这又是一次愉快地重逢。我在那里停留了24小时,把他们的情况同我们三人过去的境遇加以比较,我们的物质待遇无疑比较好,在住房、膳食、服务等方面要舒服得多。他们住得非常拥挤,而且自己的事得自己干,同时被迫同各种各样的人相处。我们有足够的给予个人支配的闲暇时间,只是寂寞、单调得可怕。他们不但可以集体做饭、洗衣、扫除等等,并且还可以从事社交、宗教、体育和教育等方面的活动,这使得人人有事可作,而且还给人一种忙碌的感觉。”
　　司徒雷登离开潍县后,乘机飞往天津,于9月24日下午回到北平。
被囚潍县之说来自何处
　　司徒雷登被囚禁在潍县集中营之说,最早出现于杨富森的回忆录《天涯忆往》。杨富森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当时为中央社记者。书中《忆“胜利晚会”上的毛泽东》写道:
　　“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政府为了纪念‘国庆’,更为了庆祝抗战胜利,在军事委员会的大礼堂举行盛大的‘胜利晚会’,邀请各界人士参加,中央社派我去采访那项新闻。”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当我走进会场时,迎头碰见了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先生……我们师生相见,分外高兴,于是我陪着他,和在场的要人们会面。”
　　“我们正在那里一面饮酒一面谈天的时候,突然,会场一阵安静,人们的目光转移到会场大门,原来走进大门的正是共产党的三位代表:为首的是毛泽东先生,后面跟着的是周恩来先生和董必武先生……别的人都是盛装艳服,但是这三位延安来的贵宾穿的都是非常朴素的布料中山装,三人笑容可掬,徐步进入会场,不住地和在场的人微笑点头。我正看得入神,忽听司徒雷登对我耳语说:‘富森,请你陪我去会见毛先生,行吗?’”
　　“‘当然,可以。’我回答说。但是心中不免踟躇:因为我虽然久闻毛先生的大名,但是也从来没有机会与他会过面,这可怎么办呢?忽然心中一动:我不是新闻记者吗?我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什么人都可以会见的。想到这里,我硬着头皮,拉着司徒雷登先生的手臂,竟朝着毛、周、董三位先生站着的地方走去。我紧走两步,把司徒先生推到毛先生身旁,然后满脸堆笑,恭而敬之地先向毛先生鞠躬致敬,然后慢慢说:‘毛先生,让我介绍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先生!’”
　　“毛泽东先生起先没有认出司徒雷登,原因是在场的洋人颇有几位,而且他们俩从来没有见过面。可是一听我提到‘司徒雷登’四个字,毛先生立刻伸出手来,面带微笑,用他那湖南话慢慢地说:‘噢,你就是司徒雷登先生,久仰,久仰!什么时候到重庆来的?’”
　　“司徒雷登先生用他的杭州官话答道:‘不敢当!我刚从潍县到重庆来(司徒雷登在珍珠港事件之后被日军逮捕,关在山东潍县集中营,日本投降后获释),恰巧遇到这个晚会,被请来参加。没有想到竟碰到毛先生!’”
　　“‘贵校的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的不少,他们都很努力!’毛泽东夸奖着。”
　　“‘哪里的话,希望毛先生多多教导他们!’司徒先生似乎没有忘记他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俨然以老师自居。”
　　按照司徒雷登的日记和回忆录记载,他9月22日即离开了重庆,不可能在10月10日见到毛泽东。司徒雷登在重庆惟一一次见到毛泽东,是9月19日龚维航与乔冠华安排的午餐。史载,10月10日下午,《双十协定》签字；晚上,毛泽东、蒋介石一起出席了“双十节”招待外宾的鸡尾酒会；10月11日上午,毛泽东乘机离开重庆,下午1时30分回到延安。杨富森之说,不知从何而来。
　　就杨富森所记司徒雷登的答话而言,他将司徒雷登“从潍县到重庆来”一语,注释为司徒雷登曾关在潍县集中营,也是错误的。
　　《天涯忆往》一书,1984年8月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1985年9月15日,《文摘报》以《毛主席会见司徒雷登》为题,选载了《天涯忆往》中的这段文章,使得司徒雷登曾被囚潍县集中营之说流传开来。后来,潍坊当地的文史作者著文采用,一些媒体报道随即援引,使得此说传播更广。
　　　　　　　　李之凡撰文/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