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到山东代表团参加审议和视察山东时,两次讲到“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这既是对多年来山东和潍坊农业农村工作的充分肯定,更蕴含着对创新提升“三个模式”的殷切期望。省委书记刘家义对创新提升“三个模式”高度重视,多次提出明确要求。今年省“两会”期间,刘家义同志又到潍坊代表团参加审议,要求潍坊在创新提升“三个模式”上实现新作为、在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中当好排头兵、在推动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中勇做探路者。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2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主办,中共潍坊市委、潍坊市人民政府协办的“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与乡村振兴理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领导专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回顾总结了“三个模式”的发展历程和实践经验,围绕如何在新时代创新提升“三个模式”、推动潍坊乡村振兴走在前列展开深入研讨交流。本报现根据现场发言录音进行整理刊发,供全市各级各部门学习参考。
　　　　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经济研究所所长):
　　谈几点认识:第一,对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潍坊模式”的研究,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基本轨迹,即这些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对潍坊而言是怎样走过来的?二是基本经验,即这些年实践当中可以上升到经验层面加以总结推广的东西。三是基本规律,即从这些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当中不仅限于经验而且可以提升到规律方面加以认识的东西。在这三个层面的比较当中,最高层次是基本规律。所以我想,对于“三个模式”的研究总结,要立足从基本轨迹、基本经验的总结上升到基本规律的提炼。
　　第二,总书记曾经讲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回望过去40年甚至包括过去70年的历程,我们不仅仅在实践方面是成功的,在理论层面的研究同样也是成功的。因为没有理论层面的成功运用,很难设想在实践层面、在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能走出这样一条成功的道路。所以对于“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的研究总结,我们不仅仅要从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三个方面去加以提炼,而且要立足于从实践到理论互动上、呼应上去进行总结提炼。
　　第三,总结回望过去是为了走好当下,当前我们处在建国70周年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节点上对“三个模式”进行总结,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特征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深刻认识和把握。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的需要有别于以往的物质文化需要,最突出的就是物质文化本身需要升级换代,而且所覆盖的范围是超越物质文化需要的。人民群众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关键是要在五位一体的视野条件下,去体味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带给我们的新课题。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当下最重要的问题,一个是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问题转化为结构问题,已经由需求侧转化为供给侧。我们面临的经济方面的矛盾和挑战,可以概括为短期与长期、内部与外部、周期性与结构性的矛盾相互交织。换言之,我们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遭遇了来自外部周期性的冲击。但是千万不要忘了矛盾有主次之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在种种矛盾当中总有一种矛盾对于其他矛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在当下,主要矛盾仍然是结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在供给侧。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总结“三个模式”的经验和规律的时候,要把握好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还有就是政策的主线。我们知道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一方面要强化逆周期性调节,另一方面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当两个方面的政策选择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说总有一种政策线索是主线索。我们真正想实现的目标、真正想坚守的宏观政策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意味着在总结“三个模式”时,要凸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条主线。这才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所必须聚焦的主要任务和主要工作。
　　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谈几点认识:一是,总书记去年讲的“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从基本理论上我觉得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理论价值。首先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确实创造了很多经验或者是模式方面的东西。我今天一来就看这些材料,就问到底是“潍坊模式”还是“寿光模式”,还是“诸城模式”,因为这都是很有影响力的。然后从地域上说,后两个都是属于潍坊市。总书记“三个模式”都强调了。山东提出来的这方面的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路线,是基于我们群众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的创造,这种创造解决了当地的问题,推动了发展,我觉得这就是它的群众性、实践性、多样性,这本身就是一个经验,而不是教条主义。
　　二是,我觉得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认识世界,科学改造世界。总书记讲,发展是永恒的主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观点,一切生产关系的变革说到底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我觉得山东潍坊和寿光、诸城这一点特别突出,就是为了解决当地的发展问题。牢牢把握从当地实际出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谓改革经验和模式,只有这样才真有生命力。我说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最要紧的。发展是硬道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包括新发展理念,就是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客观地认识世界,这一段时期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约束条件究竟有什么特殊性,基于资源特殊性,发展阶段的特殊性,矛盾特殊性,这叫科学、准确、客观地认识世界,然后制定相应的策略方针来解决问题。我觉得潍坊和寿光、诸城,这些地方从他们的实际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认识世界,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改革措施,体现了科学性。
　　再就是,我觉得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出发点是要创造,落脚点是落在人民的利益上。让我最感动的是,我看到这个材料确确实实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应用在中国实践中,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这种新境界最有力的支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确实能有效地指导和支持中国的发展,解决中国发展的问题。我觉得我看到的“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在理论上非常强的印象,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这既是立场也是方法论。
　　徐伟新(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首先,对这个课题的成果表示祝贺。这里,我谈两点认识。
　　第一点,潍坊这“三个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伟大崛起的宝贵实践成果。总书记说,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崛起。正是这个崛起,孕育了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我想“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就是伟大崛起所孕育的宝贵实践创造。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具体到潍坊,在区域实践的基础上,在农业农村所特有矛盾的基础上,它最直接、最现实的回答就是要实现什么样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多少年来,我们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里刨食。那么,这样一个传统的生产方式、劳动方式,它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及我们怎样去实现这样一个农业农村现代化?潍坊的确是走出了一条道路,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潍坊在全国千分之一点七的土地上,用千分之一的淡水,生产了全国千分之七点二的粮食,千分之十五点七的蔬菜,在整个国家农产品出口当中,潍坊占到了千分之十九,这是非常骄人的成绩。潍坊农业农村现代化及其成果让中国人牢牢地把饭碗捧在了自己的手里,为国家粮食安全以及国家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今天来总结、来推进“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的发展,建设现代化的农业产业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二点,以创新来推动潍坊等“三个模式”再出发,再发展。
　　今天我们总结经验,目的是让“三个模式”再出发、再发展。怎么出发,怎么发展?我们的这个课题成果谈到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启示,以及对未来发展的一些思考。包括土地制度的再改革,包括组织方式的再升级等等。我在这里最关心的是,由这个话题所引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质量升级、质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在整个社会的供和需两个方面有两个最基本的实际。在供应方就是,我国的经济已经由高速度增长转向了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拐点。高质量的发展应该说成为整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所以我想潍坊的“三个模式”根本目标是什么?我认为也应该是高质量的发展。那么从需求方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即我国进入了中高收入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时代、在这个阶段,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了,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包括更安全、更健康、更绿色的粮食和瓜果蔬菜。非常希望这“三个模式”,能够从高速度的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我还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科技创新。回想起来,“三个模式”的发展的历程,就是一个科技创新的历程。所以我想“三个模式”再出发、再发展,我们要上台阶,要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根本上也要靠科技靠创新。
　　艾丰(《经济日报》原总编辑):
　　我们研究的不是原来的“三个模式”,而是在原来“三个模式”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模式。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新的模式的核心就是中央提到的乡村振兴战略。原来的“三个模式”跟这个不对等,不是同一层面。潍坊新的模式是在我国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理解和掌握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和内涵,找到了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途径,抓住了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所在,为在现代化层次上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可操作的模式。
　　新的“潍坊模式”,体现和实现了体系发展的思想。一个很重要的模式关键词是体系发展,是体系问题。我认为潍坊的经验最重要的就是把体系发展的思想贯彻到乡村振兴战略中来。一是乡村振兴绝不是孤立地发展农业,而是全面发展农村产业体系。第二不是孤立地发展经济,而是全面发展五位一体的农村的综合体系。第三不是孤立发展乡村,而是建立和发展城乡有机结合的体系。所以,乡村振兴就是要发展产业体系、农村综合体系、城乡结合体系这三个体系。这三个体系如果建不起来,乡村振兴就达不到效果。我认为潍坊的经验就是把这些问题看透了,三个方面不孤立。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是要实现三个体系的整合,它们不是分立的。潍坊原来的“三个模式”都不错,但都是单向模式,不是体系模式。发展到今天,不能再单向地解决问题。我认为最可贵的是体现发展思维,体现和落实融合发展的思维。
　　首先是城乡整体大概念。城乡融合。农村的发展绝不能靠乡村的孤立发展,必须是在城乡融合中发展,基本出路是城乡一体化。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不是消灭农村,是消灭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在互助互补中得到共同发展,特别是农村的优势文化得到发展,是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发展。那么,城乡融合发展具体是什么?那就是城乡经济要素的融合。包田到户以后有几亿农民进了城。农民的要素和城市的其他要素协调了,城市就发展了。相对来说农村为什么没有发展得这么快,因为城市的要素没有向农村去流动,没有往农村去融合。以前这个融合有成果,但是是不平衡的。所以,今天的中国城镇化就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应该形成一个互动,乡村的往城里流,城市的往乡村流。只有从城市往乡村流了,农业现代化才有希望。基础、技术、人才都是如此。这是要素融合的问题。再就是产业的融合。一产二产三产的融合,像是光伏农业、乡村旅游。城乡融合一定要落实到要素融合,要素融合一定要落实到产业融合。我认为现在乡镇这一级别的融合要创造四个条件,最重要的条件是创新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农村最宝贵的资源就是土地,但是土地没用好。宪法规定,农村是集体所有。要把所有制和产权制度分开,土地的所有权要落实。农民的所有权要资产化,性质不发生改变,通过流转实现。这个机会要远远超过包产到户的机会。农村真正的现代化就是经营权的放开。
　　再就是要创新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方面潍坊已经做得不错。农村为什么城市化程度不够,就是因为农村缺少市场化经营主体。农村合格的经营主体不多,与城市合作就合作不起来。所以,要想融合,第一件事就要把经营主体、经济主体建起来。所有权主体要建起来,经营权主体要建起来。农户也要把它变成主体,这个要研究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还有城乡合作的经济主体。经济主体建立起来,才有城乡一体化,才有城乡融合发展。
　　第三,要着重于模式创新。任何产业条件,人文差别,最能够突破这些制约的是创造灵活的经营模式。
　　第四,要培育乡村振兴的骨干力量。原来的干部,原来的企业家、返乡农民工、城里来的经营者和技术人员等等,都需要加大培训力度。
　　第五,我认为亮点就是体现和落实了平台发展的思想。潍坊就很善于建设平台。平台是公共活动的公共载体,你的效益怎么样,影响力怎么样,平台起到关键作用。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谁掌握平台就掌握了主导权。惠书记刚才讲过了,在搞公共品牌。我给一个建议。要搞品牌体系化,有城镇品牌,有企业品牌,有产品品牌,有公用品牌、专业品牌。要把各类品牌形成一个体系,各就各位形成合力。其中特别要注意把平台品牌打出去,类似于寿光蔬菜市场这样的,这是互联网时代品牌经济最大的特点,平台品牌,这是最重要的。
　　张德修(人民日报社原编委、海外版原总编辑):
　　非常高兴参加今天这个会,进一步了解家乡改革开放的新经验、新变化、新成就、新面貌。
　　首先我有个提议或者建议,潍坊、诸城、寿光已经有的经验模式可以更理论化一些。现在我感觉还是搞一些理论化的改革和探索。但是因为那个事他已经过去了,理论上的成果还可以更高一些。现在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层次上面来了。咱们还可以做得更深一些,理论化更强一点。
　　第二个就是说,“三个模式”在乡村振兴前提背景下,怎么注入新的内涵。乡村振兴第一位的还是产业振兴。我们这些经验模式实际就是“围绕一个产业、形成一个大的产业链、带动一方经济”的这么一个特色模式。现在方方面面都比较完备了,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从产业开始的,产业振兴是基础、是第一位的。再就是课题里面也谈到了,潍坊是在县级经济框架内运作。因为原先我们讲的主要是农业,在农业领域,就是第二产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辐射融合发展带动。诸城、寿光从开始的肉鸡、蔬菜,到后来的县域工业、县域制造业都非常发达了,就是因为有县域经济的财力支撑,才使诸城寿光经验模式远远走出了农业这个第一产业,成为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惠新安(中共潍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对潍坊的发展十分关心,2008年在山东视察时到了诸城、寿光等地；2018年,在全国“两会”期间到山东代表团参加审议和视察山东时曾两次讲到,“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创造了不少农村改革发展经验,贸工农一体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就出自诸城、潍坊,形成了‘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这既是对多年来潍坊农业农村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对潍坊下步工作的鞭策和激励,我们深受鼓舞,深感责任重大。“三个模式”发端于潍坊人民的创新创造,得益于各级领导和各位专家的大力支持,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实践过程中的重要成果。从表现形式看,“诸城模式”主要是商品经济大合唱、贸工农一体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社区化；“潍坊模式”是潍坊各地农业农村改革创新经验的集成,突出农业产业化经营,创新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经营方式和运行机制；“寿光模式”主要是蔬菜产业的生产、销售、技术、会展和标准输出等创新经验。从解决的问题看,“三个模式”主要解决的是小农经济与产业化发展之间的矛盾。“诸城模式”解决的主要是农业生产、加工、流通脱节的问题；“潍坊模式”解决的主要是农户分散经营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寿光模式”解决的主要是蔬菜生产产业化的问题。从根本上看,“三个模式”虽有所区别,但其本质是推动农业生产要素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优化配置；方向是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关键是坚持问题导向、大胆改革创新；归根结底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三个模式”的成功实践,特别是农业产业化的理论和制度成果,成为指导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蕴含其中的理念和做法,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生命力。　　　　(下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