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锷

　　1979年2月7日上午11时52分,　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一颗璀璨的艺术巨星陨落了!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剧作家,一代艺术大师崔嵬,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里程。国家为失去一位艺术巨匠而惋惜,群众为失去一位深爱的朋友而痛心。
　　崔嵬,原名崔景文,1912年出生于诸城北部王家巴山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我有幸与他同村,他是我父亲的同代人。儿时,我听了许多有关他的故事,但遗憾的是一直未能谋面。要说“认识”崔嵬,还得感谢银幕。那是人民公社成立之初,这天下午,听说放映队又要来放电影,太阳还没落山,我就扛着凳子去场院占地方,连晚饭都不想吃了。那次放的电影名叫《宋景诗》,主角就是崔嵬饰演。当一个浓眉大眼、身材魁梧的义军首领出现在银幕上时,不知谁喊了一声:“这就是咱村的崔景文!”全场人当即哗地鼓起掌来。整场电影我看得既紧张又兴奋,实际上我已把崔嵬视同为宋景诗了。他的惩恶扬善、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从此一直闪亮在我的心头。以后几十年来,凡是崔嵬导演、主演或参演的电影我都爱看,凡是他写的剧本、发表的创作体会我都千方百计找来阅读,而报刊杂志或书籍上涉及他的文章,则更是我的必读之物,我简直成了研究崔嵬的专家。我看到,崔嵬少年立志,早年参加革命,以文艺为武器,在风雨雷霆中走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的光辉历程,身后留下一串闪光的脚印:
　　童年贫苦坎坷,立志救国救民。听父亲说,崔景文的父亲叫崔鼎新,他家几代人都是耕种祖传的二亩山岭薄地,再辅以扛活打短工维持生计,日子可以说过得相当紧巴。崔嵬上有三个姐姐,家里只他一个男孩。他8岁那年,6月初忽然下了一场罕见的冰雹,地里庄稼全被砸毁。之后山洪暴发,他家的农田彻底毁灭。万般无奈,他父亲只好卖掉了他的大姐,这年冬天崔家才算渡过一劫。常言说: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崔嵬10岁那年,又发生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土地颗粒无收。他父亲只好变卖家产,领着全家离开巴山,逃难到“海东”(青岛)。
　　崔嵬后来回忆说,他全家到青岛后,经在四方车辆厂(是指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一般习惯简称“四方机厂”)做工的叔叔多方求助,帮父亲谋得一份收入微薄的工人宿舍勤杂工差事,母亲也在街头摆起香烟摊,他则和两个姐姐这里那里地捡煤核,以此勉强维持生活。在青岛,他只读过三年小学,然后就因交不上学费而辍学了,那年他才十三岁。为了生活,只好到青岛大英烟草公司当了童工。十五岁时,在亲戚的帮助下,他在青岛和青州又勉强读了几年中学。期间他首次接触到大量进步作品,树立了救国救民的思想。后因发表多篇揭露社会黑暗的文学作品,遭到当局追究,被迫离开学校。
　　拿起文艺武器,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据崔嵬说,1930年初,他经人介绍进入免费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编剧组学习,由于蒋阎冯大战,加上学校经济难以支撑,学校年底解散。1931年,他回青岛参与创立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青岛分盟小组——海鸥剧社,并成为联盟成员。因当局的追捕,1935年,他赴上海,进入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的东方剧社、戏剧生活社、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从事进步戏剧演出活动,编写剧本,并参加导、演工作。期间,他编写并演出了《命令!退却第二道防线》《饥饿线上》《工人之家》《这是厂里的规矩》《流产》《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1937年初,他出任上海妇女儿童慰问团戏剧指导,赴绥远抗战前线慰问演出。他编写了《察东之夜》《墙(儿童剧)》等话剧,并将话剧《放下你的鞭子》由舞台剧改编成广场剧演出。
　　在这里我必须说说他的那部代表作,即闪耀着历史光辉的广场剧——《放下你的鞭子》。广场剧,是崔嵬将舞台剧变成街头剧,适应大众观看的一种创新的演出形式。《放下你的鞭子》,内容是说一位闯关东的山东老汉,因九·一八事变,日军的飞机炸死了他的老伴和儿子,他带着小女儿沦落关内,靠街头卖唱度日。可怜女儿腹中无食,晕倒在地,老汉怕得罪观众收不到饭钱,用鞭子抽打她起来再唱。此时一位愤怒的青年观众冲过来,大喊:“放下你的鞭子!”要惩罚老汉。然而,女儿醒来,为父亲辩解并哭诉了沿途山河破碎的惨状。这时,所有的人——不管演员还是观众,都怒火熊熊,挥臂高呼:　“中国人民有四万万,快快起来,赶走日本兵!”……《放下你的鞭子》在当时反响巨大,它同其他革命文艺作品一起,有力地推动了抗日大潮的汹涌。当时,从农村到城市,从抗日前线到敌后游击区,到处都在上演《放下你的鞭子》,甚至南洋各国的爱国华侨也纷纷以此来宣传抗日。1943年春天,应美国政府邀请,中国电影明星王莹为罗斯福总统夫妇和各国驻美使节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剧里中国人民抗日的吼声震动了白宫,从而争取到了美国人民的支持,这无疑是抗战文艺史上的一件大事。
　　七·七事变后,崔嵬积极参加了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的编、导、演工作,后又率先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一队”,到开封、郑州、西安等地进行抗日演出活动。期间,他创作了《张家店》《顺民》《八百壮士》《保卫卢沟桥》《上海战争》《血祭九·一八》等多部戏剧。
　　参加共产党,为民族解放而战。1938年初,崔嵬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了八路军并加入共产党,开启了人生的新航程。在延安,他参加了鲁艺的筹建并任教于鲁艺戏剧系。1939年夏,他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任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戏剧系主任。1942年任冀中军区火线剧社社长。1949年5月,随大军南下武汉,任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部文艺处处长,兼任中原大学文艺学院院长。期间,他先后创作了《参加八路军》《三个游击队员的故事》《矿工队》《黄鼠狼给鸡拜年》《灯蛾记》《战斗生产》《英雄立功记》《反敌伪合流》《十六条枪》等多部话剧,改编了《岳飞之死》《哭祖庙》《苏州城》《打渔杀家》《法门寺》《老英雄》等多出京剧。
　　建设新中国,屡创电影传奇。建国后,崔嵬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戏曲改进处处长、中原大学文艺学院院长；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局局长,主管六省二市文化工作,同时兼任中南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期间,他在抓好全区戏改和文艺人才培养的同时,亲自改编、导演了《宇宙风》《拾玉镯》《抢伞》《葛麻》《百日绿》《琵琶上路》《打猎回书》《醉打山门》《刘海砍柴》《表忠》《别窑》《凤仪亭》等剧目。1952年,他带队参加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这些剧目全部获奖,并获到全国各大城市展演的殊荣。为此,当时艺术界戏称“1952年是崔嵬的戏曲年”。
　　从1954年他借调上海电影制片厂主演宋景诗始,电影事业便强烈地吸引着这位艺术狂人。1956年,崔嵬毅然辞去领导职务,直接调北京电影制片厂,从事专业电影创作。应该说,1966年之前的十年,是崔嵬电影事业的辉煌期。他集编、导、演于一身,是个难得的奇才。在演艺上,彼时电影界有“北崔(嵬)南赵(丹)”之说。由他改编、导演、主演、参演影片达22部之多。这位从我村走出的电影奇人,创造了“既是戏曲又是电影”的拍摄戏剧电影片的“北影模式”。他先后主演了《宋景诗》《海魂》《老兵新传》《红旗谱》等影片；导演了《青春之歌》《小兵张嘎》《天山的红花》《北大荒人》《红雨》《山花》等故事片和《杨门女将》《野猪林》《穆桂英大战洪洲》《平原作战》等戏曲片。
　　1962年,在中国首届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大会上,崔嵬以其在《红旗谱》中饰演的朱老忠荣获最佳男演员奖,其导演的戏曲艺术片《杨门女将》获最佳戏曲片奖。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为之题词:“贞如翠竹明如雪,静似苍松矫若龙”。1962年,新中国唯一一次在全国评选的22大电影明星,崔嵬名列其中。1964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他导演的《小兵张嘎》又摘得两项大奖(第三届百花奖评出未颁)。1980年,崔嵬导演的《小兵张嘎》荣获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奖故事片一等奖。1995年,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暨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庆典,评委们又把“中国电影世纪奖男演员奖”颁发给这位曾经风华绝代的艺术大师。而十年之后,2005年,崔嵬又被评为“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之一。
　　重视人才培养,振兴中华文化。世人皆知崔嵬是“明星”,殊不知他还是名副其实的“导师”。在鲁艺、华北联合大学工作期间,他担任艺术学校教师；在中南人民艺术剧院,他大抓教学,努力培养人才。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他都致力于“传帮带”,把培养人才作为自己的使命。几十年来,他带出了一大批优秀艺术人才,如名列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的谢方、张瑞芳,著名导演兼演员郭维,著名编剧兼导演吴天明,著名导演傅铎,著名编剧兼导演干学伟,著名演员胡朋、胡海珠,著名作家兼编剧徐光耀,著名戏剧教育家陈锦清等,他们在戏剧界、影视界熠熠生辉,然而不可否认,这所有光辉的背后,都有老师崔嵬的伟岸身影。
　　时代车轮进入新的世纪,我以“赋闲”老人的身份回乡探亲。登上久违的巴山,想辨认何处曾是崔嵬的故居时,突然间想到,他离开我们已经40年了。此刻崖畔上的野菊花开得灿烂,成熟了的山枣红得晃眼,似乎正等待着一个人前来采摘。
　　我想起,40年前,弥留之际的崔嵬曾对前来探访的老战友丁里讲述他家的苦难生活,讲着讲着,居然哭得老泪纵横。后来崔嵬的北影同事曹西河在文章里写到:“一个老八路,走遍大江南北,坚定乐观,到了弥留之际才说出埋在内心深处的苦痛,可见这苦痛之深,至死不忘。可以说阶级仇、民族恨是这个少年无畏地踏上人生征途的最原始的动力。他对党的爱全心全意,不掺一点儿假；他对解放战争的投入全心全意,不惜半分力。他只有一个愿望:扫尽人间的不平,使国家富强,不再受侵略；老百姓丰衣足食,不再受欺压。为此,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都是一个勇士,都有光荣的事迹,真可谓有其人才有其事,有其事才有其文了。”
　　信哉斯言。正因为崔嵬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他才在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中无私无畏,勇往直前。当年他谢辞傅作义将军以校官职务相邀,后又拒绝国民党特务的高官厚禄,然而一接到延安来的书信,立即义无反顾地奔赴陕北,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当敌后抗战形势严峻时,他率先响应中央“到敌后去”的号召,告别新婚妻子,行军两个月,跋涉2500里,冲破敌人层层封锁线,终于到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如今,我望着那一簇簇野菊和一蓬蓬山枣,忽然想起,若干年前崔嵬大概也是经常来这里玩的。我们的村庄紧偎着巴山,山上的崖畔洞壑就是小孩子的乐园,每个人都可以从这里寻找回逝去的岁月。父亲告诉我,崔嵬常跟小伙伴一起到山上割牛草、挖野菜,休息时还会给大家讲故事。他肚子里的故事很多,也不知从哪里得来的。
　　我听崔家几位老邻居说,崔嵬打小喜爱文艺。那时村里大户人家每有红白喜事或逢年过节,常会出钱出粮,聘请流动剧团演出。于是就有江湖艺人在街头场院说评书,或唱“道情”。平常,也会有乞讨的瞎子艺人进村,在串门的过程中演唱些茂腔戏的段落。每每这个时候,崔嵬成了全村最活跃的孩子,哪里有演出,那里就有他的身影。他记性好,看过或听过的能记个八九不离十,于是再同小伙伴玩耍时,他一人扮演几个角色,念、唱、做、打还挺像那么回事。我父亲说,崔嵬很爱听书,为此常跟大人到集市上转摊。每当有评书艺人进村,他场场不落。有时说书人“卖关子”,讲到紧要处突然打住。别人急得要命,但无可奈何,崔嵬回家后却能展开想象,把上面的故事接续下去。老人们都夸他能记事,许多戏文都能背诵下来,甚至长篇《说岳》《杨家将》《大八义》《小八义》,他也能讲个大概。
　　“性格决定命运,爱好影响人生”,正是儿时的爱好,影响了崔嵬的一生。想当年,为了他所爱好的电影事业,他毅然辞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局长的高级干部职务,尔后轻松愉快地去电影界当了一名职业演员。崔嵬这一举动,当时在军界、文艺界乃至政界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著名作家李凖在缅怀崔嵬的《艺坛大星陨落》文中这样说过:“弃官从艺,他把油彩抹在征战风霜的脸上,他把胡子粘在曾经做过多次报告的嘴上。如果不是一个真正热爱新中国人民艺术事业的人,如果不是一个具有高尚理想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在我们社会里,真正做到‘紫绶冠盖’如浮云,而且达到甘心情愿的地步,却也不容易,这一点我觉得是崔嵬同志的大节,是高格调,是他的脱俗之处。”
　　然而令人扼腕而叹的是,“文革”中,崔嵬受迫害长期不能拍电影；“文革”后,他拖着病体导演拍完了《风雨里程》,正准备倾力拍摄《西安事变》《李自成》这两部大片的时候,无情的肝病却悄悄向他袭来……人们整理他的遗物,看到了床头上摆放着的这两部影片的资料。
　　崔嵬离开我们已40年了。40年来,中国的国情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如今随着网络的普及,大数据的运用和智能化的发展,传媒业也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而戏剧、电影艺术也正在新环境中探索前行。但是,无论情势如何变化,崔嵬那种不忘“救国救民”的初心,对祖国忠诚、对人民热爱、对事业执著、对艺术精益求精的精神都没有过时,将永远放射着夺目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