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佳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过一首她童年时唱的儿歌——
　　“月儿弯弯,星儿闪闪∕我们都是儿童团∕站岗放哨,又当侦探∕盘查行人抓汉奸∕鬼子来了,我们就跑∕跑到八路去报告∕领着八路,拿着枪刀∕杀退鬼子家乡保!”
　　这首歌,是妈妈童年生活的写照。她的家乡,在掖县(今莱州市)过西乡院上村,1938年,八路军在胶东地区建立了山东境内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过西是重要的一环。其时,根据地并不稳固,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鬼子在这一带三方拉锯,处于胶着状态。于是各村都有两个头儿,一个是共产党自己的村长,另一个是被共产党安排来专门应付鬼子的保长。农闲时分,各村就组织孩子们成立儿童团,一边站岗放哨,一边上学识字,妈妈的启蒙教育就是那时候完成的。
　　我的姥爷名叫王俊峰,生于1903年,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专门负责管理及运输胶东党组织的各种档案及物资。鬼子经常下乡扫荡,这些东西可以说关乎很多党员同志的身家性命,一旦出点差错后果不堪设想。妈妈从很小时候起,就帮助姥爷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了。她常常半夜起床,背着沉重的物资,跟在姥爷身后去沙河边掩埋。他们把草皮分割成一块块的,小心翼翼地揭下来,在下面挖成深坑,再把挖出的泥土运到很远的地方,然后回来把东西埋进去,原封不动地覆盖上草皮,既不能让别人看出异样,又要记清楚埋藏的地点。妈妈的记忆力是很棒的,在家里的五个孩子中,她是姥爷最得力的帮手,也最得姥爷的喜爱。
　　1943年秋天,姥爷因叛徒出卖,被鬼子抓进了掖县城。党组织立即积极展开营救工作,安排各村保长联名上书作保。仅仅过了一天,便用300块现大洋把姥爷保释了出来。身份暴露了,就不能在老家呆着了。组织上便安排他跟一同出狱的另外三位同志去东北工作。当时抗战正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如果走陆路则关隘重重凶险无比。而那时旅顺口已经被苏联红军占领,应该比较安全,于是党组织就安排他们走海上的路线。他们划着一只小舢板,从黄县(今龙口市)出发,经风掠浪,一路北上,好不容易到达了旅顺口,却不料一上岸即被苏联红军扣押。因为旅途环境险恶,他们不能携带组织介绍信,任凭磨破了嘴皮去解释,苏联人怎么也不相信他们,于是他们被迫留在旅顺做劳役。一天,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唱起了《国际歌》,旁边的苏联守卫听到后,立马跑去报告了上级,苏联红军由此便相信了他们,恢复了他们自由还护送他们上路。这时姥爷和他的伙伴们才知道,原来这首歌是全世界无产者的无国界通行证,比任何介绍信都管用。
　　1945年冬天,为了解决刚刚由东北抗日联军改编而成的东北民主联军的经费困难问题,已经成为了联军师政委的姥爷仅仅带着一名警卫员,独闯匪穴,去北满跟土匪头子张乐山(即小说《林海雪原》中座山雕的原型)谈判,准备收买并接管由张乐山控制下的夹皮沟金矿。土匪的脸那可是说变就变的,尤其是座山雕心狠手辣,根本就没有丝毫信义可言。慑于共产党威望和抗日联军力量的逐渐强大,他们不敢明着叫板,表面上答应交出金矿,背后却暗藏杀机痛下毒手。当时姥爷跟警卫员住在一座二层小楼上,楼下堆满了烧火炕用的榛子柴,楼上是他们的卧室。一天夜里,他们刚把被子铺好,警卫员去楼下给姥爷端洗脸水。刚下楼,姥爷就听到楼下传来一阵搏斗声,紧接着是一声沉闷的枪声,姥爷判断警卫已遭遇不测。他立马披上衣服下楼,在楼梯上跟一帮急匆匆往楼上冲的土匪撞了个满怀。土匪们并不认识姥爷,见他一身生意人打扮,就以为他是来跟姥爷做买卖的。领头的土匪问道:“王小胡(因为留两撇小胡子,土匪便给姥爷起了这样一个绰号)在吗?”姥爷沉着机敏地用手往上一指,说:“在上面。”趁土匪上楼的空当,姥爷藏到了楼下的榛子柴垛中。土匪扑了个空,立刻掉头往门外追去。姥爷看土匪跑远了,便出门向大山深处走去。
　　山林中的积雪很厚,一脚踩下去雪就埋到了大腿根儿。数九寒天,东北野外的气温低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在这林海雪原中,姥爷艰难跋涉了整整两天三夜,没吃没喝,正当他实在坚持不住快要倒下去的时候,突然望见远处若隐若现地出现了一点闪烁的灯光。极度的欣喜让他又有了力气,他步履蹒跚地冲着灯光走去,等到了跟前发现这是由四五户人家组成的小山村,他走到那扇亮着灯的门前,轻轻敲了敲门,可是不敲则已,一敲里面的人反而把灯给吹灭了。姥爷趴在门上,细声细语地告诉里面的人不用怕,自己只是一个买卖人,来山里看女儿的,结果迷了路,想进去借宿。里面的人听到这些,感觉姥爷说话的口气不像是坏人,如果真不让进门的话,很可能会冻死在自己门前。善良的天性最终战胜了恐惧,他们便打开门让姥爷进去,姥爷一进门就跌倒在地上,双腿早已不听使唤了。屋子的主人非常有经验,他不让姥爷上炕,却让老伴打来一桶凉水,把姥爷的两条腿放进凉水里,直到把腿上的冰冰碴子泡掉了,再用雪把姥爷的身子搓热了,才把他抬到炕上去。但即使这样,姥爷的浑身上下也已经被严重冻伤了,几个月不能下炕。后来,当姥爷跟姥姥说起这段经历的时候,满怀感激地说:“如果不是老乡这么好这么有经验,不光我这两条腿,连我的命也早就没有了。”
　　姥爷在那户人家养了一个冬天的伤。这家人心肠很好,端屎端尿地精心伺候了好几个月。一天,姥爷拄着棍子在村子里溜达,碰到了一个曾给队伍上运送粮草的赶大车的伙计老王。老王认出了姥爷,赶紧给队伍送去了音讯。第二天,部队就派人来接姥爷了,他们激动地握着姥爷的手说:“王政委,终于找到您了!我们找了您好几个月了,一直没有音讯,司令员还以为您牺牲了呢!”他们送给救姥爷命的老乡很多钱粮,以表感激之情。
　　这个故事是很多年之后妈妈听我姥姥说的。在姥爷经历险情的前几个月,远在山东老家的十七岁的妈妈也正面临生命中最重要的选择。妈妈生于1928年,姥爷给她取名叫王甦民,寓意是“唤醒沉睡中的民众”。1945年八月份的一天中午,忙完地里农活的妈妈刚回到家中,邻居家的姐姐就急慌慌地上门来了,说掖县城里的西南海联中正在招生,对外宣称是招收中学生,实际上是举办革命青年培训班,问我妈妈是否参加。妈妈当然想了,姥姥也是个思想非常开明进步的女人,立刻给妈妈打点了简单的行装——一条灰色的破毯子和一件旧衣服。当天下午,妈妈就跟邻家姐姐向着三十里之外的掖县城出发了。
　　学校的招生考试非常简单,只出了三道数学题,妈妈还记得其中的一道题是1/3+2/3=?妈妈在家上小学时从没学过分数,但却学过加法,于是就写了等于3/6,但居然就通过了。后来妈妈才知道但凡去报考的,除了有明显残疾的人之外,几乎都被录取了。培训班分为四个队——政权队、财经队、教育队、卫生队。妈妈的年纪小,个子矮,身子也单薄,部队来领兵的人不想要她,就把她分到了教育队。可妈妈却一心只想当兵,死缠烂打非得去卫生队不可,最后把带兵的军官缠烦了,看实在拗不过她,只好让妈妈自己去把档案拿到了卫生队。这个培训班只存在了短短的一百天。而在这一百天里,世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日本投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八路军也改名字叫做解放军了。毕业分配时,妈妈终于穿上了新军装,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1947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向胶东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国民党军5个整编师由潍县向胶东腹地压来。妈妈所在的部队奉命由昌邑向平度撤退。当时,公路上除了解放军之外,还有民兵和随同撤退的群众。车、马、人员拥挤不堪。这期间,驻守在潍县城的国民党守军出动飞机,对沿途的军民进行轰炸。这是妈妈她们第一次见到飞机,纷纷停下脚步朝天仰望着,议论着。突然,她们看到飞机中落下一个个黑家伙,有人便指点着大声喊道:“快看,飞机上下来人了!”话音未落,这些黑家伙就在她们四周炸开了花,一时间,浓烟滚滚,人仰马翻,妈妈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不知过了多久,妈妈睁开眼睛,发现周围血肉横飞、一片狼藉。再一看,哎呀,自己的腿怎么没有了,妈妈一时间慌了神,赶紧挣扎着往上起,没想到一使劲,竟然站立了起来,原来两条腿被爆炸掀起的尘土和杂物掩埋起来了,刚才只是被巨大的爆炸声给震晕了,根本就没有受伤。这真是天大的幸运!如果炸弹稍微一偏,就麻烦了……
　　1948年4月2日,潍县战役正式打响。妈妈她们的野战医院设在东庄乡(今寒亭区河滩镇)。妈妈说,医院的旁边有个高坡,站在坡上就能看到潍县城里炮火纷飞,打得非常激烈。过不了多久,伤员渐渐送下来了,妈妈她们也随之忙碌了起来。
　　历经20多天艰苦卓绝的战斗,4月27日,坚固的潍县城终于被攻克了。战役结束后,妈妈的部队去益都城休整了一个月,便出发一路向南打去,相继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妈妈说,行军路上,她们学会了边走路边睡觉的本领,往往前面的人一停下,后面睡着的人一定会撞到前面的人身上去。一路上,饥一顿饱一顿的,有时还要吃夹生饭,等到了南京的时候,妈妈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吃啥吐啥。这时,妈妈所在的部队在南京重新整肃,准备向大西南进军,去解放全中国。可妈妈的身体状况已经无法跟随大部队继续前进了。领导找她谈话,征求她自己的意见,说全国各地她可以随便选,去哪个部队都行。这时,曾经经过商,懂一些经济的姥爷,被中央有关部门安排到了新的岗位——作为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筹划组建了中央301厂(即后来的抚顺铝厂)。这样,我的两个舅舅也就去了辽宁省抚顺市,参加了这个数万人的中央直属大厂的建设。妈妈就写信征求姥爷的意见,姥爷也让她去抚顺,以便全家团圆。于是妈妈带着组织介绍信,从南京出发赶去东北的部队报到。
　　到了济南,妈妈要去山东分局换介绍信,办手续的时候,山东分局的有关领导极力挽留她,说啥也不让她走了。因为那时山东解放区的年轻人大都参军或者支前去了,家里基本上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全省刚刚解放,各处都特别缺人。妈妈说自己的身体很差,无法担当繁重的工作,希望能够让自己去东北与亲人团聚。但领导说可以给她安排一个每天只干两小时的轻松工作,只要能够留在济南就行。看人家那么真心地挽留自己,妈妈没办法只好点头答应了,心想以后肯定还有机会与姥爷汇合。于是,她被安排去了华东军大山东分校担任卫生员。
　　等到了军大,妈妈傻眼了,原来所谓的只干两小时,是在人家休息的两小时里加班加点。因为休息时,到卫生室看病的人最多,妈妈他们忙得团团转。等过了这两小时,还得跟人家一样继续上班。虽然心里暗自叫苦,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是不能跟组织讨价还价的,妈妈只好带病投入紧张的工作。军大里的学员大都是抗战时期参军的老同志,而战争年代是不允许谈恋爱的,他们的婚姻大事大多因此被耽搁下来。而且只有营职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考虑婚姻问题。这时,妈妈已经是21岁的大姑娘了,模样又长得蛮秀气的,于是立刻便成了老干部们眼球的聚光点。组织上先是给妈妈介绍了一位团政委,妈妈没看中他,说那人看人的眼神不好,很高傲,目空一切的样子,这让妈妈很受不了。接着组织又给她介绍了第二个人选,一位营教导员,这人看起来蛮老实的,长得也不让人讨厌,况且介绍人专门强调说,这人算是这批老干部中最有文化的一个了,战争中曾经在部队办的报纸上发表过好几次作品。这点让妈妈刮目相看,于是便点头同意了。半年后,他们把两张行军床往一块一搬,两个铺盖卷往一处一放,就算是完成了终身大事。这个人就是我的爸爸……
　　——这就是妈妈的爸爸和我的妈妈,两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点滴故事。光阴荏苒,岁月易逝。如今,姥爷,爸爸,妈妈都已经先后离我远去了,但他们为了人民利益,民族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已化作涓涓细流,融入我的血液中,哺育着我,滋养着我,激励着我,让我在坎坷艰难的人生道路上无惧无悔地走下去,直到生命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