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松

　　王金华
　　她身为普通农家妇女,却深明大义投身革命,是潍北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她家居穷乡生活窘迫,却倾尽所有支援革命,为革命事业奉献一切。她先后将三个儿子送上战场,把亲生幼女给人作童养媳,换来80元大洋“彩礼”献给组织购买枪支!她舍生忘死功勋卓著,蒙受不白之冤却毫无怨言,坦然终老故土。她,就是在潍北大地被众多革命同志亲切称呼为“革命母亲”的王金华。
潍北星火闪耀柳科
母子入党以家为公
　　在潍县城西北二十余公里、渤海南岸十余公里的地方,有一处名胜古迹禹王台,附近是东西十公里,南北十五公里的别画湖。由于地势低洼,上游白浪河、大于河、桂河等水系自上而下在此积蓄,常年浅水荡漾,鱼草丰盛。夏天洪水暴发,则是一片汪洋。一旦海潮侵袭,更是一片凄惨景象。
　　这里交通阻塞,物产匮乏,环境恶劣,百姓生活极其困苦。然而,即便这些穷乡僻壤,也未能躲避官府的搜刮和土匪的侵扰。民国初肇,外有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侵略,内有军阀混战,皖系、直鲁军竞相占据潍县,尤其在张宗昌督鲁期间,苛捐杂税多如牛毛。1928年,张宗昌残部黄凤岐、吴佩孚残部任应岐,与土匪在潍县争抢地盘,反复劫掠,兵燹频仍。加之旱涝交加,海水侵袭,这里经常是颗粒无收,遍地赤贫,卖儿鬻女、逃荒要饭者不绝于途。
　　在丰歉无常的岁月中,这里的人民与这片黏土地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练就了吃苦耐劳、乐观豁达的淳朴民风,培育了亢直刚烈、顽强不屈的精神家园。一批先知先觉者不再忍辱蛰伏,开始走出北大洼,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成为胸怀天下、许身为国的豪杰俊彦。1925年春,牟家院的牟鸿礼、牟铭勋在济南求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牟鸿礼、牟铭勋与耿梅村等建立了潍北第一个党支部。他们利用当地的地缘、亲缘、友缘关系,走村串户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开展活动,很快在荆科、柳科、柳疃、大官庄(常台官庄)、小官庄等村建立了党支部,于是成立了城北区委,又拉起了农协、妇女、青年团、共济会等组织,革命的火种在这里熊熊燃烧。
　　1928年春,正是潍县党组织被破坏的前夜,到处笼罩着白色恐怖的气息。但在牟鸿礼、耿梅村的安排下,潍县西北乡的革命工作却如火如荼,党组织很快发展到十多个村庄,党员30多名,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根据党的指示,乡村党支部生活应轮流在党员各家举行。柳科党支部也按照这一规则进行,后来,主要活动地点基本固定在管清泰家。这主要是因为管清泰有一位深明大义的母亲——王金华。
　　王金华,1895年生于赵家庄子一个贫困农民家庭,自幼右脚残疾,行动不便,19岁时嫁给柳科村贫苦农民管咸新。管咸新排行老三,两个哥哥业已娶亲成家,前妻弃世留下一个八九岁的儿子,一大家人过着并不富裕的生活。金华从未嫌弃婆家的穷困。过门第三天,就脱掉红嫁衣,与丈夫一起下地干活,引得全村啧啧称赞。她心灵手巧,勤快能干,劳作之余还会编蒲苇草柳,织发网也是一把好手。她公道正直,乐于助人,古道热肠,慷慨豪爽。乡亲之间有些过节,都愿意找她调和,她经常能一语解纷,两相和好。久而久之,在村里享有很高声望。
　　为了让孩子有出息,她省吃俭用,让长子清泰、清汉去柳疃村读书识字。在老师管文山的影响下,清泰秘密入了党,与本村张德善、张德润兄弟等人组成了柳科支部。柳科支部成立后,在群众中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推翻军阀政权、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等宣传活动。每到管清泰家,母亲王金华就去站岗放哨,准备饭菜。
　　王金华虽然不识字,但她深明大义,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受到清泰的影响,她仿佛在黑夜中发现了前方的一盏明灯,对未来的向往亮堂起来。她逐渐认识到,只有打倒土豪劣绅,人人有地种有饭吃,老百姓才能过上安稳日子,于是积极要求入党。经过县委委员、柳科支部书记张德善介绍,党组织批准了她的请求。
　　1928年6月,国民党右派分子张永和(字兰修)、张耘南、高静秋等组织国民党县党部,开始实际的反共活动,捕杀潍县的共产党领导人庄龙甲、王全斌等同志,镇压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潍县第一届县委遭受敌人破坏。从1929年3月起,潍县党的活动从潍南转移到潍北。
　　当时我党的活动经费极少,仅有的一点经费,绝大部分用于购买宣传用品、印刷刊物等,同志们的生活十分艰苦,党组织负责同志经常在王金华家中吃饭、住宿、开会。无论多少次,多少人,她宁愿全家饿肚子,也让同志们吃饱。粮食不够吃,她就把三儿管清全送到了财主家当长工。晚上开会需要照明,她就用自己结发网赚来的钱买煤油。
　　在恶劣的斗争环境中,她家成了党组织在潍北柳科一带最可靠的立足点。1930年3月县委改组后,管清泰担任了县委宣传委员,家里成了北乡党组织重要的活动场所。当时潍县共14个支部,柳科党支部是党员组织生活开展最好的两个之一。1930年7月3日,中共山东省委给潍县县委指示中,肯定了柳科支部“能积极地去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能自动的、公开的对在斗争中落后的分子进行严厉的批评,是县委的模范支部”。由于群众基础牢固,工作开展顺利,这一时期县委移驻柳科,柳科成为潍北革命活动的“大本营”,有人把柳科比喻为“潍县的小莫斯科”,金华家则成了潍北党组织的“后勤部”。
里应外合抢坡分粮
一马当先发网罢市
　　1929年,县委发动潍北群众展开短工罢市、鬃厂工人罢工、发网女工罢市和麦季抢坡斗争。于清书、张德善、管清泰等同志积极活动,白天率领当地短工罢市,晚上率领贫苦农民抢收地主家的小麦。在官亭地主家扛长工的管咸新在儿子的影响下,积极投入了“抢坡”斗争。他利用熟悉地主家内情的有利条件,为穷哥们观察动向,通风报信,成了抢坡队伍的“内线”,为斗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秋季,地方党组织又发动7次“抢坡”和短工罢市斗争,参加人数达300多人,大长了贫农的士气,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后来,又开展说理斗争,在白天里组织农协会员到地主家谈判,逼其减租减息。在党组织和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几个地主只好照办。管咸新爷几个抢收的粮食,从不往自己家里运,都送到了特别贫苦又无劳动力的乡亲家里。
　　发网是西方妇人包罩头发的饰品。潍县发网业始于清末宣统年间,李家庄乐道院美籍牧师借下乡传教之机,传授百姓织制发网技术,固堤大常疃等村的部分信教群众开始从事发网的制作,并由德商将成品销往欧美。由于劳动力廉价,致使出口获利颇丰。结发网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易行,在柳疃、安固、北孙集市周围的村庄,几乎家家户户以此为生。一个发网需要手工完成l000多个结,一个最熟练的妇女,一天没白没黑地操劳,也不过能织14个发网,非常辛苦。而为这一劳动所支付的报酬,大约只有2至2.5个铜板,工值“仅仅等于当时欧洲结网平均工值的8～10%”。发网商经常借口结网人多、头发少等,千方百计降低结网工资,延长支付工资时间,从中盘剥。发网女工久有怨言,又怕无人收购失去工作,敢怒不敢言。
　　1929年夏秋间,根据山东省委的指示,潍北党组织发动的短工罢市、抢坡、绑鬃工人罢工等斗争均取得了胜利,党的声威大震。党组织决定乘胜追击,发动发网工人开展罢市斗争。县委周密研究了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斗争对象和斗争策略,决定由王金华出面组织。
　　10月17日,即农历九月十五安固集这天,县委在柳科、柳疃、安固等村,组织了200多名发网女工,以增加工资为由举行罢市,并从柳科选派了20多名青年骨干到现场进行保护。王金华由于脚瘸,又是小脚女人,行走不便,就让二儿子管清汉借了一头驴子,驮到安固大集。
　　在安固集市上,洋行收购发网的人员以前都是耀武扬威,颐指气使。看到一帮女工围上前来,并没有觉察到任何异常。王金华下了毛驴,径直来到发网商跟前,不亢不卑地提出了提高工资、按时发工资、不准从中剥削等条件。100多名女工们立即围了上来,七嘴八舌提要求,异口同声喊口号。
　　发网商见势不妙,慌了手脚,见人多势众,便以种种借口推诿扯皮,回避核心问题,答应与出口商商量以后再作答复。王金华带领女工将发网商团团围住,严正告诉他,我们已经联合好了,不答应这些条件就不给结网子。在她的带动下,女工们情绪激愤,绝不妥协。最后,发网商迫于压力,答应了全部条件,把工资从原来的10个铜板涨到了15个。随后,王金华又带妇女们先后到柳疃、北孙集市上举行罢市斗争,均取得了胜利。这次斗争的胜利,在城里及潍北引起很大轰动,大长了底层人民的志气,扩大了潍北党组织的影响力。
嫁女筹款捐献组织
舍夫弃子掩护同志
　　1929年秋,中共潍县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扩建革命武装。但是经费却捉襟见肘,县委号召党员同志捐款购买武器。管清泰和母亲王金华得到通知后,因为没钱捐款,非常为难,反复掂量也没想出办法。王金华忽然想起本村高延忠曾跟她提出结亲的事情,便和丈夫商量,把8岁的小女儿嫁给高家做了童养媳。她用女儿出嫁换来80元大洋。这些钱自己一个没留,由清泰一把交给了县委。
　　1932年6月,中共潍县县委委员任玉书叛变投敌,供出了管清泰的住址。6月30日,敌人来到柳科村包围了王金华家。当时管清泰并不在家,而中心县委组织委员牟铭勋却正在这里。在这关键时刻,管咸新和王金华果断地把牟铭勋送到墙外邻居家里藏起来,然后开门与敌人周旋。敌人没抓到要抓的人,恼羞成怒,打骂一通之后,把管咸新和三儿子清全一齐抓走。
　　亲人被捕之后,党组织帮助金华想方设法营救,清全因年龄小被赎了出来,可管咸新这位老实忠厚的雇农却被敌人折磨死在青州狱中。为躲避反动派的疯狂搜捕,金华与清全四处躲避,隐姓埋名,远走他乡,靠在掖县沙河丝厂做工、编箩筐、织发网艰难度日。
　　当时,潍县几届县委均被破坏,张德善、耿寿图、于画舫、郝凤鸣等先后被捕,上级派来担任潍县中心县委书记的刘良才、乔天华也被捕牺牲,多数人出走避难,组织体系处于瘫痪状态。牟铭勋走遍潍县、安丘、青州各地,视察各地情况,联络党内同志,然而很多人对他唯恐避之不及。他想到潍北堡垒柳科村,就在一个早晨赶到王金华家。见到牟铭勋,王金华嚎啕大哭。原来,前一天,一家人刚刚把管咸新安葬。悲痛加断粮,让王金华一下子倒下了,五六天粒米未进,卧床不起。看着面无血色的王金华,牟铭勋想到管大叔是因为掩护自己才被捕入狱又被折磨身亡,心疼万分,既感动又内疚,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情,只好叮嘱她保重身体。临走时,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二元钱塞给了她,又到小官庄寻找同志。
　　身体恢复后,王金华迅速从悲痛中振作起来,继续投入到党的事业中。逆境中,她没有悲观失望,继续以顽强的意志坚持斗争。她常常为到她家里的革命同志奔波劳碌,为地下党员送衣、送饭、送药,临危不惧,多次掩护革命同志。她坚信,她和儿子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为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所拥护和支持的中国革命事业是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
抗战洪流风云再起
送子参军一门三英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潍县环境有所好转,部分被捕同志得到释放,流亡外地的也纷纷回到老家。1937年初夏,鹿省三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到昌潍联系党员,领导抗日救亡运动。10月,鹿省三任鲁东工委书记,来到潍县北部,找到王一之、耿锡章等同志,恢复发展党组织。11月,在华疃恢复潍县县委。鹿省三奔走在潍县、昌邑两县,要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迅速行动起来,向群众大力宣传抗日主张,动员群众“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有枪的出枪”。经过一个月的组织发动,两县动员起一大批抗日青年,潍北的牟家温庄、华疃、耿家小官庄、高里、清池和昌邑的瓦城、白塔等地都建立了起义的秘密组织。
　　王金华积极响应组织的号召,迅速恢复了柳科支部,动员二子清汉、三子清全一起加入党领导的抗日组织。
　　1938年1月27日早晨,潍县各路起义的300多人齐聚蔡家栏子村,在学校大门口召开军民大会,鹿省三主持会议,竖起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七支队”的军旗,打响了潍县武装抗日第一枪。此后,七支队在潍北、昌邑一带开展斗争,打了一些胜仗,也经历了南阳村、肖家营等战斗的挫折。3月,在昌邑县肖家营战斗中,年仅19岁的清全英勇牺牲。清全自幼受苦,因家里穷没有上学,13岁被送出去当雇工,没过几天好日子。每想及此,金华就内疚不已,伤心欲绝,几天几夜粒米不进。
　　这时,七、八支队整编合并,转战胶东,县委多数成员也随着大部队东进。耿锡章、牟耀东、耿梅村、牟汉华等奉命留守潍北,组建七支队后方委员会,一方面集资捐款,安抚在战斗中牺牲的队员家属,一方面收集零散在农村的土枪土炮,集中失散的七支队队员,帮助他们追赶部队。听到县委号召,她又让唯一在身边的长子清泰参加了部队。在金华母子带动下,村里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面,19名青年参军走向前线。
　　清泰是1928年夏入党的“年轻老党员”,1929年11月就担任潍县县委委员、青年委员等。参加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支队后,作战勇敢,智勇双全,历任班长、排长。后到东北工作,先后任黑龙江省泰宁县区中队长、县武装部长、东兴县公安局长、松江省公安分处工作队长、乌兰浩特市公安局长等职。全国解放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任内蒙古公安厅训练科长、行政处长等职。
　　1939年下半年开始,日伪多次对潍北进行“扫荡”,潍北革命形势十分艰难。为便于开展工作,潍县县委分设为潍县、潍南两处县委,潍县县委重点建立潍北根据地,潍南重点开展敌后工作。到1940年3月,在短短几个月时间,潍北建立起6个基层区委,其中一个联络点就设在王金华家。她积极为党工作,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发动群众搞好生产,为八路军收集敌情,传送情报,让驻扎在荆科、大官庄一带的伪军始终惶恐不安。王金华一直担任村里的妇救会长,带领群众热火朝天搞生产,开垦荒地,拥军优属,动员青年踊跃参军,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1948年春天,潍县战役打响,主攻部队华野九纵驻扎高里一带。王金华率领全村妇女磨面擀饼,洗衣纳鞋,一干就是一个多月。村里组成2个担架队奔赴前线,送粮食弹药,抢救伤病员,为解放潍县城作出了贡献。
　　1946年春,潍北五区公所、潍北各救会代表潍北人民,为王金华家赠送一块牌匾,额题“一门三英”四个大字,表彰她把三个儿子送往军队抗日的感人事迹。这个全家投身革命、奉献革命的家庭,成为西北乡乃至全县家喻户晓的英模、榜样。
饱经风雨荣辱不惊
淡泊名利矢志不渝
　　新中国成立后,王金华意气风发,继续担任村里的妇女主任,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此后,党领导人民开展互助合作、土地改革、粮食统购统销、农校扫盲、爱国卫生等运动,她样样带头,走在前列。作为潍县早期的女党员,她低调,质朴,谦和,始终保持着一名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奋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从没有亮出自己的老资格。1960年,因为大饥荒和“浮夸风”“共产风”,高里、南村公社粮食歉收。即便在那种因缺少食物濒临生死的关头,她也没有向组织伸手。她与儿孙相依为命,依靠吃树皮草根填饱肚子,有幸渡过难关。在以后的岁月里,她的子女入学、就业,从未向组织提任何条件。
　　然而,一场政治运动让她受到不白之冤。“文革”期间,有人告发她二子管清汉曾参加日伪军,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回乡接受管教。她也受到牵连,受到不公正待遇。事情的原委是,1941年前后,时任县委组织部长、社会部长的高松溪,为了开展统战工作,利用日伪抓壮丁的机会,亲自安排管清汉打入伪军内部,为县委和八路军提供情报。之后,管清汉多次向我党和地方武工队提供重要情报,对打击日伪军作出重要贡献。一次,鬼子、伪军在翻译的带领下来到高家柳疃,抓走了高松溪的母亲、村妇救会长、烈军属范英。凶残的敌人没有从范英嘴里得到两个参加革命的儿子的线索,恼羞成怒,要活埋她。管清汉闻讯迅速赶来,苦苦说情,日伪军不为所动,他一下急了,扔下身上的盒子枪就跳进坑里,对鬼子说:“你要埋她就先把我埋了!”并对翻译官说:“你埋了她,她儿子能饶过我们吗?”翻译一想很有道理,便劝说鬼子终止了暴行,救了范英一命。
　　对自己的不公正遭遇,管清汉很不服气,又苦无证据,多次要去上级申诉,都被王金华阻止了。她总是劝导儿子:“咱干革命不是为了名誉和待遇。”“想想牺牲的战友和亲人,咱们能幸存下来,就很知足了。”她相信一定会真相大白,相信在她家吃住工作的同志们会证明一切。甚至,对已经在内蒙古公安厅工作的长子管清泰,她也守口如瓶,只字不提。
　　由于物质十分贫乏,王金华晚年过得十分艰难。但她从来没有抱怨,没有颓废,更没有索取,始终保持着一名老共产党员的气节与风范。对子孙后代和亲属晚辈,她经常以革命先烈英雄事迹来教育他们,要求他们牢记共产党的恩情,永远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好好工作,服务人民。曾任寒亭区林业局局长的孙敬禄,至今依然记得小时候这位三姥姥的叮嘱。那些听不够的“唠叨”,让他明白了很多为人做事的道理,深刻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参加工作后,他牢记三姥姥的嘱托,低调务实,不计得失,为党和人民勤勉做事。退休后,经常把三姥姥的故事和叮嘱转述给自己的晚辈、下属和周围的群众,让红色故事经久流传,让红色精神发扬光大。
　　1978年,根据部分战斗在潍北的老干部的意见,潍县县委经调查核实,对管清汉的问题进行了纠正。然而,王金华老人已经离开人世整整一年了。她走得平静而从容,无声无息,无怨无悔,消失在历史角落,沉寂在岁月深处。
　　大德昭昭,大爱无言!王金华老人为革命奉献一切,淡泊名利,无私无我,用一生坚守信仰和信念,践行着自己入党时的铮铮誓言,展现了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印证着共产党员的赤诚初心。她高尚的品德、无畏的气概和顽强的革命精神,永远教育和激励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