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他已经是一名久经沙场的战士,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前线指挥所电区队的报务员,他71年前参加了长津湖战役。炮火连天中,他不顾生死舍身守护电台；昏暗坑道里,他满身冻疮准确收发电报；信息线就是生命线,无线电波就是他的武器,入朝六年从未贻误过一次军情。
　　10月13日,在市司法局宿舍里,记者见到了市司法局离休干部、88岁高龄的袁津溪老人,他虽然身材消瘦,但身板挺拔、步履矫健。面对记者,老人的思绪又回到了炮火纷飞的抗美援朝战场。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怀禹　宋树云
身披白布在山沟休整
　　1950年3月,刚入伍一年的袁津溪,从华东军区通讯学校毕业后,怀着满腔热血,他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司令部担任报务员。同年11月,他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前线指挥所电区队报务员的身份,踏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
　　袁津溪回忆说,与电影《长津湖》中的剧情不一样,他们踏上火车前往朝鲜时,出于保密原因,都不知道自己是前往朝鲜战场。在沈阳短暂停车休整的情况跟电影中类似,由于着急赶往战场,很多人都来不及拿新棉衣便匆匆发车。
　　第一次意识到战争的残酷,从进入朝鲜战场那天开始。鸭绿江大桥被美军炸毁了一部分,残桥上是黑乎乎的炮弹轰炸的痕迹,工兵火速架起浮桥,他们连夜赶路抵达朝鲜。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荒芜的城市,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到处是轰炸后的废墟,让人看了不由心中一紧。抵达时已经是深夜,他们不敢在城市逗留,由于距离目的地较远,他们在一处山沟的松树旁睡了一晚,次日凌晨5时许才抵达自己的坑道。
　　在寒冷刺骨的夜风中,他们每人披上了一层一米半长的白布,不仅是为了驱寒,更是为了躲避侦察机的搜索。“美军的探照灯一遍遍扫过时,夜晚也像是白昼一般,地上有根针都看得见。”袁津溪说,就像电影中一样,侦察机一遍遍飞过,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都不能随意开枪,避免暴露行迹,听着轰炸机在头顶轰鸣,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它。袁津溪说,虽然环境很艰苦,可为了保家卫国,一切都是值得的。
满手血水依然准确收发电报
　　由于志愿军没有制空权,部队白天的时候都躲进山里。为躲避敌机炮火,我军的电台都设置在预先挖好的坑道中,袁津溪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地下工作者”。战争初期,部队里报务人员紧缺,电台又离不开人,袁津溪几乎就在坑道里扎下了根,每天点着蜡烛用铅笔抄写电文。
　　“那时候只能吃炒面和炒米,由于没有水帮助下咽,干嚼时都噎得慌。”袁津溪回忆说,比起电影中只能吃冻土豆的战士们好一点,可情况也不容乐观。没有饮用水,他们渴了只能抓一把雪放在嘴里,偶尔吃点红高粱糙米饭,烟囱必须横着延伸十几米,生怕敌机发现烟雾。而且做饭的时候都必须在凌晨四五点钟,不然也有可能被发现。困了就直接和衣睡在地上,捡些稻草当被子盖。
　　坑道冬天阴冷难耐,时间久了,袁津溪手上、身上都起了冻疮,奇痒无比。为了不贻误军情,他还是坚持用冻僵的手发报,直到影响到发报效率,他才会捂一捂。一冷一暖,冻疮引起严重溃烂,即便淌着血水发报,他也没耽误任何一项任务,确保收发报准确无误。“那时候敌机一直在空中盘旋,平时不敢外出,有时候大小便只能在坑道解决。”袁津溪说,当时朝鲜经历了五十年难遇的严寒天气,为了驱寒,不得不两三个人盖一床被子取暖。
　　转移阵地时也不轻松,周围山地崎岖,没有平坦的道路,他们以身后的背包为滑板,从山坡滑下,夜晚行军也不能打手电筒,一天行军不过三十多里地。“由于室外气温低至零下40度,部队要求我们抵达新的休整地点后,每个人晚上必须泡一泡脚。”袁津溪说,热水泡脚本是难得的享受,可有的战士长期跋涉,脚都跟鞋子冻在一起了,甚至脱不下来,想想都心酸。
发报时曾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总有和死神擦肩的时刻,袁津溪也不例外。在一次冬日的午后,袁津溪正藏身半山腰房子中收发电报,就遭遇了敌机攻击。敌机突然间扔下了一颗炸弹,袁津溪工作房子的房顶在爆炸中瞬间被掀走。
　　袁津溪的第一反应就是抱上电台和文件去隐蔽。随着轰然一声巨响,袁津溪正想跑的时候,两条腿却不听使唤,他抱着发报机,一个打滚躲到了一边,等爬着钻进猫耳洞,敌机并未发现袁津溪,他这才躲过了一劫。
　　飞机走后,当他准备出来的时候,感觉左腿边热乎乎的,才发现他的腿被弹片划出了一道很深的伤口。可袁津溪并未选择回国,而是继续坚持在一线,只是更多的时间选择待在坑道。
　　在袁津溪眼中,报务员的任务就是收报发报,发报机就是他们的阵地。“因为电台有无线电信号,敌人的侦察机认为有电台的地方就是指挥机关,随即就是狂轰滥炸。”袁津溪说,他们是首长们的耳目,不能离首长太远,但为了防止机关被炸,又不能靠得太近,所以发报地点都要精心选择。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由于发报任务量大,发报工作需要长时间高度集中注意力,对体力和脑力都是巨大的消耗。休息时,袁津溪往往倒头就睡,由于睡得很沉,有时敌军轰炸都吵不醒他。有几次醒来时,他满身都是渣土,要不是还喘着气打着呼噜,战友们都以为他牺牲了。
行军中碰到战场阵地轰炸
　　作为报务员不允许了解太多军事机密,包括自己部队的行军路线等情况。“那时候我们像电影中那样,有时要保持十几天的无线电静默状态,避免美军发现我们的踪迹。”袁津溪说,当时他们外出只能依靠简单的手绘行军图转移,连队之间还能像电影中一样,依靠哨子传递信号,而他们只能依靠经验以及打前站的战友留下的线索。
　　在一次转移阵地过程中,根据地图标注的路线,他们要紧急赶往目的地。因为路边河湾潮湿,或是人员马匹踩踏,他们出发的时候,用来指路的石灰路标已经看不清。电区队没有在正确的岔路口拐弯,径直向前去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并未前往后方的指定区域,反而进入了双方的交战区。
　　漫天的炮火将夜晚的天空都染成了红色,连绵不绝的炮火声,隔着十几里地都清晰可闻,这让袁津溪等人意识到情况不妙。他们暂时在一处山沟隐蔽,试图寻找到战友及正确的路线,此时有车队正赶往战场。敌我情况不明,当时带队的报务主任说了一句“共产党员跟我来!”然后带着几人探路,确认车队是否是战友,袁津溪等人暂时等待。幸运的是,他们遇到的的确是自己的战友,并得到了正确的行军路线。
　　“胜利是战友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看着停战后山头上一个又一个弹坑,想想那些牺牲的战友,还有什么不知足的?”袁津溪说,长津湖战役的战场画面,他一辈子都挥之不去。抗美援朝胜利结束后,他并未第一时间回国,而是继续留在当地,为部队培养无线电报务员。就这样,从进入朝鲜到离开,一晃六年过去了,袁津溪终于在1956年回到祖国,回国后他培养了很多无线电人才。1956年10月,袁津溪成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且因在朝期间工作卓越,荣立三等功。
　　在这一年,他也与同乡的未婚妻完婚。
俩儿子继承父亲信念参军入伍
　　1957年底,袁津溪被调到广州军区任职,后来又去了西沙群岛。那时候国外各种敌对势力对国内依然虎视眈眈,他们扮成渔民在西沙群岛上侦察,避免敌人的船只进入我国海域。“当时我的大儿子刚出生没多久,我就重返广州军区。”袁津溪说,他的三个儿子从小就十分向往部队的生活,长大后都希望可以从军。
　　红色精神是有传承的,特别是生活在部队大院的孩子们,绿色的军营、嘹亮的战歌、浓浓的战友情,这一切对于男孩们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就连袁津溪三个儿子的姓名,都是“东方红”三个字组成的。大儿子袁东与二儿子袁方同一年参军入伍,分别成为了海军和空军,他们在部队成绩优异。三儿子袁红后改名袁宏,则选择实业报国。
　　“我们家海陆空都凑齐了,都是为了保家卫国。”袁津溪感慨说,当初孙子也想参军,可惜因视力缘故没能成功,可依然很优秀,出国留学后选择回国。
　　1982年3月,袁津溪转业至市司法局,任党组成员、副局长。1993年8月离休。如今的袁津溪和老伴身体健康,享受着儿孙绕膝的幸福生活。
　　每当回忆起战火纷飞的年代,回想起出生入死的战友,袁津溪的眼里总是噙着泪花,但目光异常坚定。“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应该珍惜。”袁津溪说,历史不能忘却。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繁盛,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们一家人永远都会跟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