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坚毅

　　父亲房梁栋是威海市文登人。1939年10月参加八路军山东纵队,1950年任即东县武装部长,1956年任诸城县武装部长,1957年转业任诸城县人民政府县长。1977年因病逝世。
　　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几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和伟岸身躯深深刻在我们的心中。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们懂得了爱憎和做人做事的道理,我们在他的抚育关怀下长大成人。
　　岁月远逝,思念更深。时光增添了我们的学识和阅历,也让我们更深地理解了父亲一生的艰辛,更加钦佩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和顽强不屈的精神。我们对父亲的印象就是花白的头发、挺拔瘦高的身材,一身整洁的军装或中山服,浓重可亲的胶东口音,永远带着自信和微笑的脸庞。在我们眼里,他工作总是很忙,他总是那么和蔼,他勤劳朴实,不管对工作还是家庭,他都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吃苦担当的精神。
不要忘记过去
　　父亲生前对我们说的最多的是,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受的苦,不要忘记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父亲1907年出生在胶东半岛天福山下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从小就饱尝生活的艰辛,家里因为地少人多,兄弟四人小小年纪就跟着祖父求食谋生。父亲八岁那年,祖父狠下一条心,勒紧腰带送父亲进了学堂并起了学名叫房书田,从名字可以看出与命运的抗争和追求。父亲并不能舒心地念书,放学后还要去给地主放牛,为的是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就这样三年后,父亲还是被生活所迫辍学了。
　　父亲是个乐天派,在艰难岁月里磨练出强壮的体魄和不服输的性格。他头脑灵活学东西快,庄稼活样样在行。为求生存他上山摘野果,去海边赶小海打短工,无所不干。他讲的与地主斗智斗勇的经历至今我回想起来都感到酣畅痛快。那时,每当麦收时节,穷苦人手拿一把镰刀、一根扁担来到打工市场,等待有钱人家雇佣。有个地主出的价最高,被他雇佣的人也最多,但他有一条规定,他的工头每天割多少麦子,受雇的人也必须割多少,否则一分工钱也不给。原来这个地主出高价雇了一个割麦能手,让他吃饱喝足拼命割麦子来坑害这些短工们,使许多人上当白为他干一天活。父亲知道这事后,主动前去给这个地主割麦子,割麦开始后,父亲带领一帮穷哥们紧紧跟着这个工头,一会儿父亲就超过了工头,工头急了拼命想再超过去,可是父亲仅超他半步,割倒麦子的麦芒正好戳工头的眼睛,工头欲超不能欲罢不肯,只得乖乖跟在父亲身后割麦子。父亲降住了工头,惩治了黑心地主,给穷苦哥们儿出了口气。上世纪六十年代,每当我跟父亲和县直机关干部下乡麦收时,看到父亲割麦子又快又干净,总是在割麦队伍的最前面,我心里暗暗赞叹,父亲割麦子不减当年,真是好样的。
　　父亲喜欢回忆过去的事情,这可能是老人们的共同秉性,但他从不夸耀自己,而是认真梳理着自己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默默地启迪着儿女们的心灵。我们很喜欢听父亲讲他过去的事情,听战斗故事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少年儿童的最大乐事,而听父亲讲他的战斗故事则更觉真实、生动、感人。
　　抗日烽火在胶东大地燃起后,父亲担任了村民兵队长,带领民兵习武护村。1939年秋的一个深夜,他只身一人离家去追赶一支八路军队伍,从此走上了我党领导的武装抗日最前线。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岁月,几乎每天都是百八十里的行军打仗。有人受不了苦累跑了,可父亲跟着党抗日的决心从未动摇过,他诙谐地说:“八路军战士的特征就是一身虱子两脚泡。”父亲参加过胶东昆嵛山战斗、昌邑苏家郜战斗、平度淖泥沟战斗、石家东庄战斗等,几经风险死里逃生。有一次外出执行任务,父亲被日本骑兵队发现紧追不放,他机智地藏在山沟里的地瓜秧子底下躲过一劫。一次战斗中,父亲的脖子上留下了和敌人拼刺刀的伤痕。战争年代父亲因作战勇敢,工作积极,两次荣立三等功,新中国成立后国防部又授予他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
　　父亲非常疼爱我们,从我记事起他没有骂过我们一声,没打过我们一次,但对我们要求却很严格。农民出身的他对粮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要求我们吃干净碗里的每一粒米,我们也把这一习惯保留至今。
　　父亲对部队有着深厚感情,他把我们兄弟三人送进了部队,我小弟受父亲和哥哥的影响在父亲去世后也参了军。我们家从父母这两位抗战老兵到我们兄弟四人都先后把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的独立解放和部队的建设,这是我们最为自豪的事情。
做群众的学生和挚友
　　父亲性格开朗乐观,热情好客,胸怀坦荡,为人耿直真诚,人们都喜欢和他接触交谈。那时家里经常客人不断,特别是农村来的基层干部很多。不管什么人来只要到饭点,父亲都是自备酒饭热情招待。有时来不及做饭就叫我们去机关食堂买几个菜。父亲在与同志们和群众的交往上花钱从不计算,再加上我们家人口多,虽然父母都是干部,工资在县里也算比较高,但有时还是入不敷出。
　　父亲的豪爽仗义有点像“梁山好汉”。他包里有个装二两茶的茶叶筒,每次下乡前装满茶叶回来就空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困难时期,他带头买国家公债,还把自己的军装和其他衣服捐给贫困地区的群众。机关工作人员以及他熟悉的人家里有了困难,他知道后总是慷慨解囊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父亲病故后在清理遗物时,仅母亲回忆就有二十多人次、六百多元钱借出未还。
　　父亲1957年从部队转业留在诸城工作,他总是虚心向内行的同志学习,向专业技术人员学,很快就成为一名内行领导。特别是负责县里水电、城建工作时,他克服年龄大、文化低的困难,白天与工程人员和工人一起干活,晚上在办公室里又工作到深夜。
　　父亲思想开明乐于接受新生事物,凡是对人民有益的事,不管多大困难他也要想方设法去办。很早的时候诸城县城主要街道就安装了路灯,他还领导修建了诸城三里庄水库公园,公园里有猴子、狼、各种鸟等动物,那时县级地方有公园真是新奇事。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机关组织的劳动他每次都带头参加,下乡到基层与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不管什么活插上手就干。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雪特别大,每次下雪后的早晨,父亲总是第一个起床,拿起大扫帚从家门口一直扫到大马路上。在父亲和其他领导的带领下,全体机关工作人员齐上阵,我们有时也跟着参加扫雪。我们家里常备有锨、镢、锄、镰等多种生产工具,父亲利用吃饭前后时间把门前的小菜园拾掇得郁郁葱葱,充满生机。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也经常给菜园拔草浇水,还养兔子养蚕,养成了爱劳动的习惯。
听从党的安排
　　父亲组织观念极强,凡是组织决定的事情,他从不讲条件。父亲近二十年的军旅生涯从战士到正团级指挥员,他对部队感情深厚。1955年,全军首次大授衔,父亲被授予少校军衔。1957年,组织决定让他转业时,也正是面临军衔级别三年晋升之时,如果拖一拖晚走几个月,进衔升级是有把握的,但他愉快地脱下军装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父亲不但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安排,也这样要求我们。他的战友、同事有在省委工作的,有在军区工作的,很多都身居要职,但他从不利用这些关系为自己和子女谋取私利。对我们的升学、下乡、就业等大事从不干涉,一切按国家的规定去办,任凭我们自己的能力去闯。1969年,我被分配到远离县城的棉油加工厂工作,想调回县城,我找父亲想让他给说句话,他却严肃地对我说:“既然组织分配你去就说明那里需要人,如果都不愿去,那个工厂怎么生产!”父亲的话句句在理,我还能说什么呢。
生命不息为党的事业工作不止
　　父亲一生视工作为第一需要。他从转业到病故的二十年中,走遍了诸城的山山水水,到过了诸城的一千多个村庄。他靠的就是两只脚和自行车、自己买的轻骑摩托车,还有后来省里给他配发的一辆旧苏联吉普车。
　　父亲生来爱打硬仗,越艰苦的工作他干得越有滋味。他带领诸城人民大兴水利,一座座水库建成蓄满清水,一条条灌渠纵横交错,为诸城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指挥建设的钢筋水泥结构的潍河大桥雄伟屹立,他率领电业大军会战,一排排电线杆银线串联整齐矗立。在国家重大工程黄岛油港的建港奋战中,他带领的诸城民工队伍率先高质量、高速度地完成了任务。他在严冬季节带头破冰下水修墙夼水库的事迹,多年后依然在诸城人民群众中间广为传颂。
　　父亲在病危之际嘱咐我们:“替我向组织交半年的党费。”他心里有党的事业,有人民的冷暖。1977年3月27日21时21分,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父亲病故后,诸城县委、县政府在县人民会堂举办了一千多人的追悼会,会场上摆满了山东省委组织部、昌潍地委行署和诸城县委、县政府以及省内外二十多个党政军企业单位送的花圈,还有父亲的战友、生前好友和诸城各基层单位送的花圈,母亲和我们敬送的花圈放在覆盖着党旗的骨灰盒前。县委书记在悼词中概述了父亲几十年的功绩,告慰了父亲的亡灵,安抚了母亲和我们悲痛的心。
　　父亲的一生是一部永不歇息的机器,是一头不知疲倦的拓荒牛,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倾尽所有,默默地无私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