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平

　　最近,省作协会员、诸城市文联干部常鸣的长篇小说《密州太守》出版。这部章回体小说,长达二十万字,作者面壁四年,匠心独运,艺术地再现了苏轼的密州岁月,形象地塑造了一个勤于政事、关心民瘼、诗词创作喷薄而出的人物形象,是一首激情的咏叹,一曲深情的歌唱,这对于研究苏轼在密州的政治活动与文学创作,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苏轼在中外文学史上,堪称一代文豪,文坛巨匠,研究者甚众。在苏轼四十多年的宦海和创作生涯中,他在密州的政事与创作,无疑正处于巅峰时期,无论是他常怀忧国忧民之心,灭蝗抗灾、祈雨救孤、放粮减赋、敢谏直言,还是密州出猎、把酒问天,留下二百多首脍炙人口的辉煌诗篇,开创了宋词豪放派的先河,都使密州与苏轼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当代诸城人,遥想九百年前千古风流才子苏轼,也曾在密州的天空和土地上,聊发少年狂,临常山牵黄狩猎,登超然台询明月几时有?真有一股豪情充溢胸间,觉得无比骄傲和自豪,仿佛超越时空与大师对话,飞扬的心灵如赤壁怀古,激起强烈的回声。继承苏轼宝贵的精神财富,弘扬苏轼大江东去的超然文化,是发展和繁荣诸城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常鸣,近水楼台占尽先机。苏轼当年活动的重大事件,主要诗词创作的产生过程,当地百姓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一处处散佚各地的锦绣碑刻,无不烂熟于胸,化蛹成蝶。他沿袭着苏轼萍踪一路走来,追念苏轼遗风,探秘苏轼思想的源头,叩问苏轼“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阅尽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梦境与悲情,大大地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的创作,提供了异常广阔的空间。
　　过去研究苏轼在密州的著作,几乎多是文学创作方面的,涉及到其他内容的,寥若晨星。可以说,常鸣是第一次全面而客观地描写苏轼的。在作者笔下,苏轼主密州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和政治背景。北宋宰相王安石大力倡导新法,却是灾荒不断,饥民流离。宋神宗内忧外患,在密州任上,也是思虑再三,举棋不定。王安石力排众议,举荐了政敌苏轼。苏轼虽与王安石道不同,但两人在文学上互为知己,惺惺相惜。所以,苏轼到了密州,救弃婴、查民情、放官票、驰盐禁、寻水源、兴水利,一切为民,疗治民生疾苦。对王安石的变法,有褒有贬,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公正地指出弊端,上书朝廷。这就颠覆了前人强加给苏轼冥顽不化、抱残守缺的消极印象,刻画出一个政治上积极作为,大胆施展其雄才大略,深受百姓拥戴的正面形象。
　　在政务活动之余,苏轼在密州写下了后人难以企及的作品,正是这些诗词,也让人们透过历史的风云,窥见苏轼那隐秘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波澜。如果说,前人的研究成果,注重的是史料和传闻,《密州太守》所注重的,则首先是人物形象的勾勒。可以比较一下这些同一题材的作品,不难看出作者对待历史与文学的区别,也不难从中了解到,作者关于历史小说的一些价值取向和美学认识。作者曾在《后记》中声明,这只是一部小说,一部文艺作品,就成为最好的注脚。众所周知,苏轼是一位大诗人,为了刻画他丰满的性格,在欣赏阳春白雪的同时,听到下里巴人的歌唱,作者特赋于书中无数小人物,与苏轼一唱一和,出诗答对,如东关庙住持慧聪、常山脚下的村妇、朱泮村里长的童子、老员外家中的老秀才、甚至瓦店街上的疯癫之人等,不仅活泼生动、妙趣横生,起到了相映成趣、烘云托月的作用,可谓一举多得。
　　古代县官州官,科举出身,熟读四书五经,把脉、占卜、断案,乃家常便饭。作者别开生面,独辟蹊径,在书中某些章节,不吝笔墨,浓墨重彩,打造苏轼秉公破案、为民做主的新面孔,使作品的内涵外延,故事错综复杂,人物活动空间游刃有余,既补正了史家之偏颇,又以文学的形式,展现了苏轼精于诉讼、高人一筹的过人之处。如第七回智断耕牛案、第十回断案缉真凶、第十一回七吉村再破蹊跷案、第十四回破案高密、第十五回计断无证案等,作者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化腐朽为神奇,把道听途说和经典案例结合起来,不露声色地浓缩移植在苏轼身上,使读者不以为其假,反信以为真,无疑为本书增色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