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日,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在院门外建起一座“婴儿安全岛”,作为弃婴接收设施和临时庇护场所,对此,有人认为会变相纵容弃婴行为。该福利院院长韩金红也曾纠结,他说印象中的弃婴,大多躺在纸箱或编织袋里,有些被发现时已遭流浪猫狗啃食。最终他用一句话说服了自己和同事:“我们改变不了遗弃行为,但可以改变遗弃的结果。”
　　“弃婴安全岛”到底是在尊重生命还是纵容遗弃?这个问题在文章的开始我无法回答,恐怕到文章的结束我依然没法给予一个清晰的答案。无论基于怎样的原因,遗弃亲生骨肉都有违人性伦理,也是法律不能容忍的犯罪行为,但仅仅靠伦理的说服和“犯法”的震慑根本无法杜绝弃婴的存在。这种现象不但在我国是个无解的现实,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是绕不过去的难题。
　　福利院设置的“弃婴安全岛”专门接受弃婴,乍看起来是一个伦理悖论:弃婴是一种明确的违法行为,设置专门处所接收弃婴,等于是“鼓励不负责任的人做不负责任的事”,会变相纵容弃婴行为,甚至可能导致弃婴数量的增加。这样的质疑当然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是也应该看到,“弃婴安全岛”的设立更是一种救助之责。当遗弃行为已然发生时,用一种更人道的救助方式让被遗弃的孩子拥有生存权利与生活尊严更值得尊敬和肯定。在我国,婴儿惨遭抛弃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贫困,要么是孩子得了重病无钱医治,要么则是极度困难无法养活,那些生活境况极不如意的人们,他们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远远还未达到我们期望的高度,这就意味着,弃婴行为不是个一刀切的行为,它无法被一个有效的政策或者法律轻易消除。
　　当然,我们不会放弃对弃婴行为的谴责,所以,那些对于“弃婴安全岛”的质疑体现了人们对生命的敬畏。但是一切关于伦理道德的讨论,并不能脱离现实的土壤。脱离了现实境况空谈伦理,除了平添纠结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从现实来看,设置安全岛善待弃婴与法律上禁止遗弃,两者并不矛盾。前者是在无法阻止弃婴现象出现的无奈下,尽个体的微薄力量,守护住人性关怀的底线；后者则要着力于如何减少弃婴现象的出现,进行保护生命的制度反思和法制构建。
　　本质上来说,弃婴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遗弃自己的骨肉,表面看上去只是一种简单的道德问题,是一种个体乃至家庭的行为选择。但这有违伦理的行为背后,涉及贫困、病疫、伦理、文化等各种复杂因素。设立“弃婴安全岛”,其实只是整个社会救济体系的小小一环,消减弃婴问题,需要不断发展社会经济、减少贫困和培育更健康积极的社会心态,以及全社会对生命的敬畏到达一定的高度,更需要政府和社会进一步健全、完善相关机制,更有效、更人性化地应对弃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