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周,多灾多难的故宫再次打开了它沉重的宫门,而石柏魁低头走进了铁门,等待他的是漫长的十三年有期徒刑。这样一名“非专业”小偷以“不带走一丝云彩”的轻松之态,偷走价值逾千万的藏品,各种媒体评论一片喧嚣,专业人士们争论量刑轻重,网友们依然对故宫的安全管理口诛笔伐。无独有偶,由于6月1日即将迎来一件重大的两岸文化盛事——《富春山居图》(剩山图)在“台北故宫”展出,人们自然会将两座“故宫”拿来比较。有媒体报道:台北故宫博物院自1962年正式动工落户,今年正好迎来50周年,当年从大陆运往台湾的2972箱文物中,除了一页古纸遗失和一包贡盐挥发掉之外,其他全部在册。
　　这种差别的根源在哪里?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是,北京故宫毕竟先是宫殿,后是博物馆,如何在保护世界现存最大木质结构古建筑群的基础上按照现代博物馆要求进行合理地改造与维护,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难题。而“台北故宫”主要是为保护与展示藏品而修建的博物馆,并且制度成熟,除主管机关外,“台北故宫”还要同时接受有关机构的监督。在如此严密的监管措施下,“台北故宫”早已习惯于接受与积极回应质疑。
　　在管理措施上,“台北故宫”规定:无论是拍照、维护或其他理由,文物一律不得离开院内。文物只能在桌面上水平移动,也不能离开推送的车子,文物移动的每一步,都有两三人在现场,而且每一过程都有监控的影像记录。除此以外,与大陆频发的“故宫专家鉴定”事件相比,“台北故宫”严禁专家以“故宫博物院”的公务身份在社会上从事非公务文物鉴定活动。文物鉴定是台北“故宫”向民众免费提供的服务,工作人员的鉴定供公众参考,但不估价,也不出证明。
　　现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被媒体称为“点子大王”,有丰富策展经验的她将“台北故宫”推向了时代前沿,文化产业和数字技术与古老的藏品的结合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目光,与周功鑫不同,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的精力全部放在了保护敦煌上,相关部门曾经提出过要将敦煌莫高窟上市,进行充分的市场开发,都被她的努力有惊无险地破解了。刚举行的政协会议上,已经74岁的她还是那句话:“我是来要钱的”,让我们体会到了她的无耐与坚持。令人欣慰的是,她多年前的提案“数字敦煌”项目资金在今年基本到位,可以暂时缓解石窟的开发压力。
　　南北两“故宫”,道路各不同,千年的敦煌亦是满面风霜。过去的一周,这三座世界级博物馆牵动我们的心,如何保证资金与专业技术人员的来源,并且获得民众的支持与参与,是它们面对的共同问题。年轻的“台北故宫”在做大文化产业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而随着北京故宫的换帅与安保强化,“数字敦煌”的启动,我们相信,北京故宫与敦煌也将迈开它们坚实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