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说话很快,不经意时,方言冲口而出。
　　如今,阎连科被各种头衔所包裹,比如魔幻现实主义大师、中国当代最有希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等等,其实,仔细翻翻他的小说,几乎每本都离不开农村生活。沿着皮鞋留下的脚印往下深挖,挖出的却是故乡的拖鞋。也许,不忘初心,才是阎连科最真实的符号。
　　这是一个文学退潮的时代,小说这种美丽的文体能否存活下去,已经成了一个议题。在今天,坚持去做小说家,多少会显得有些超然,有些寂寥。所以,我们才特别希望听听阎连科怎么说。
写作从“为物质的个人”开始
　　笔者:写小说是一件辛苦的事业,您当初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呢?
　　阎连科:作家为什么而写作,这话可以说得很漂亮,比如为社会写作、为艺术写作等等,但很多人是在撒谎。绝大多数作家刚开始都是“为物质的个人”而写作,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几乎人人如此,因为写小说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能进城,那时除了饥饿,就是革命,想改变命运,一是考大学,二是去当兵,如果都不行,就只剩下文学这条路了,所以大家刚开始时,既不是为心灵写作,也不是为读者写作。从“为物质的个人”,到“为精神的个人”,再到“为写作而写作”,这是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
　　笔者:您为什么没去考大学?
　　阎连科:1977年我参加高考了。我只上过高一,当时正在新疆打工,知道高考的消息,匆匆赶回来,只复习了一两周,考场设在一座破庙里。写作文时,每人发四页500格的稿纸,我第一个用完了,申请再要两张。监考老师看我居然能写这么多,字迹还可以,就当众展示了一下,说我一定能上大学。考完10多天,又到古庙报志愿,我连志愿是什么都不懂。老师说,就是填你想上的大学,如果想去北京,就填北京大学,想去郑州,就填河南大学,连老师都不知道河南大学在开封。当时都觉得北京好,所有学生填的都是北京大学。最后,我们县连一个中专都没考上。
讲真话才能“为写作而写作”
　　笔者:淡然了,是不是就是“为写作而写作”了?
　　阎连科:是,但依然不高尚,还是在为个人而写作。人们说我代表了底层农民,其实我写作时,从来没想到过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小说就是表达作家对世界的看法,但最终会与读者不期而遇,所以对于写作者来说,一定要讲真话,巴金先生去世前说,并没把一生中100%的真话讲出来,讲真话本是文学的基础,结果却搞成了最高境界之一。
　　笔者:好像每个写作者都认为自己是真实的。
　　阎连科:那要看是大真实还是小真实了,小真实可以糊涂,大真实不能糊涂,面对巨大的黑暗,你就无法赞美蜡烛的一片光明。不能写了很多故事,却看不到作家的立场,名为真实的小说,却还不如打开一份报纸的震撼大,这怎么算是真实呢?
不觉得今天文学失落
　　笔者:回想上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辉煌,今天的文学似乎有些失落,为什么?
　　阎连科:不觉得今天文学失落了,有什么样的现实,就有什么样的文学,上世纪80年代有一些纯粹的文学,因为当时文化环境相对纯粹。今天出现了一些吊诡的事,但文学能否把握好,这是作家的能力与才华的问题。
　　笔者:今天的社会比过去更多元,但与真正的多元社会相比,依然显得单调,这是不是制约当代写作的一个重要因素?
　　阎连科:今天的现实比过去丰富了,但并没实现真正的复杂,出现了多元中单调的问题,因为大家在灵魂上都太单调了。今天各种文学样式都存在,但批判式写作往往停留在文学口号上,没触及到体制的东西,歌颂式写作则多是表层,并没表现出人精神中极大的爱。
　　应该说,今天的写作还是有空间的,这个空间没被抹杀掉,也没被填补。对于当代作家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期,因为现实复杂深刻,人性扭曲独一无二,只是你能否写出最复杂的世界和最复杂的人性,能否把内心世界撕开来,呈现给读者。
中国作家影响在扩大
　　笔者:与世界文学相比,今天中国文学差距颇大,应该怎么看这个差距?　
　　阎连科:今天年轻人的阅读基本是从西方文学开始,但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不再是从西方文学中汲取什么了,而是减少什么。年轻人如何开始不是问题,但从创作来说,最终会走上第三条道路,既不是传统文学的道路,也不是西方文学的道路。　
　　笔者:去年以来,“短经典”丛书引发了不小的轰动,来自印度、摩洛哥等国的作家尤其令人震惊,感觉中国当代小说与他们有了不小的差距,可不可以这么看,我们和世界文学之间的差距正在拉大?
　　阎连科:“短经典”介绍的都是短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短篇创作在下滑,但长篇的影响却在逐步增加,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对我们的关注越来越多,当然,与我们对这些国家的关注相比,还不成比例,但从整体上看,我们和世界之间的差距并没拉大。短篇小说是受压抑的文体,不太容易市场化,局面显得困难一些,但阿乙、蒋一谈、葛亮等作家的创作还是非常有个性的,他们也被读者们接受了。“短经典”带来了短篇的复兴,让年轻人也喜欢看短篇了,这是一件好事。我甚至想把长篇暂时停下来,去写一些短篇。
　　　　　　　　　　　　　陈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