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喜!还是惊喜!!!
　　当我从茶文化的氛围里脱身出来,在“没有获奖是正常,获奖是破天荒”的言说中茫然四顾,独步街头,蓦然听到莫言成为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首位中国籍作家时,不由得一蹦三尺,突然就有了“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发泄欲望。想起下午五点的时候,还给莫言文学馆打过电话,探问老师的行踪,企图先知先觉点什么,却没有得到任何暗示,心里不由得落寞了许多。后来给老师编辑了一个祝福短信,却最终没能发出,还是让老师安静一会,不想再打扰他。前后仅仅两个小时,感觉却是冰火两重天。
　　这些日子一直关注诺奖的消息,关注国内作家圈的预测,关注国外赌博公司变化莫测的赔率,关注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台湾作家李敖的说辞,心里一直放不下。这倒不是因为我跟莫言老师同出高密东北乡,我大哥跟他还是“同桌的你”,而是十几天前跟莫言老师在他书房里的一次心灵对话。当时,高密文联主席张家骥先生问他对诺奖有多少期待,他却转过头来反问我:“元忠,你说咱们那块红高粱地能产出诺贝尔文学奖吗?”我一时语塞,继而连连点头说道:“能,肯定能!”
　　但老师却偏不这么看,他认为凡是呼声高的很难登顶,一般是最后从某个角落里杀出一匹黑马得奖。当然,这句话包含着一名优秀作家的清醒与沉着,就像鲁迅早在1927年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时说的:“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就在不久前,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著名学者严锋虽然称赞老师的作品“直面现实,深抵灵魂”,“有最朴素的悲悯”,但也不得不话锋一转:“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偏僻的瑞典几个看不懂欧洲以外文字的70岁以上的老头子,按照他们独特的口味评出来的一个奖,不必太重视。”是啊,看看诺奖的颁奖史,鲁迅、沈从文、老舍,哪一个不是文学旗手,哪一个不止步于提名奖前?
　　其实论起来,我更应该叫老师大乡哥,因为我们都出生在高密东北乡,他是我的学长。记得去年莫言回来,我组织了一些文友去见他。多少年没见,我惶恐地问了声“大哥好”,熟料他竟一口叫出了我的名字,笑着用浓重的东北乡音问我“回农场来吗?”我说没有,最近的一次是2009年夏天,因为一篇发表在潍坊日报上的散文《心灵庄园》,被光着腚长大的小哥们约过去喝大了。老师呵呵笑了,笑得那么亲切,那么舒坦,就像身边慈祥的老大哥,就像我们从未分开过。再后来座谈完了,因为家里有事,他起身要走,我说了句文友们见一次大哥不容易,就一起吃饭吧。他说也好,也好。事过之后,我着实后悔了一阵子,到底改不了一厢情愿的大毛病,大哥那么忙,谁又有权利占用他太多的珍贵时间呢。
　　事实证明,这一次瑞典的老头子们终于没有看走眼,老师获奖实至名归。可以这么说,老师对历史和文化有着最深刻的解读。他的作品最具民族风,擅于从乡土里挖掘最具普世价值的文化内涵,从一个历史断面表现宏大的情感叙事,写作手法是罕见的魔幻现实主义；语言浑厚、沉实、鲜活,散发着浓郁的红高粱气息；作品人物凌厉多姿,敢爱敢恨,处处闪耀着生命的光辉。我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寻找莫言,到生命的源头,到东北乡那所低矮的校舍,那条依然流淌的河,到五十年行走的文字里；寻找莫言,才发现莫言已经无处不在,在北京,在巴黎,在诺尔诺,在斯德哥尔摩,才发现莫言不只是高密的,也是中国的,世界的!他早已走出高密,走出京城,走向诺贝尔的百年故乡,走向一顶辉煌的桂冠,走成一个美丽的神话!　　
　　获奖后,老师的第一反应虽然“狂喜并惶恐”,但在当晚接受央视记者白岩松的采访时,却呈现出大师般的沉定和安详,表示今后还要按照写作计划走,关注人的生活,表达人的情感,写好每一个人。
　　莫言,还是莫言；
　　莫言,就是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