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儒

　　“月薪多少会让你在相应的城市生活不惶恐?”一项调查显示,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需9000元左右,而成都、大连等二线城市则在5000元上下浮动。这个结果引发网上网下的热议,不少人甚至已觉得自己沦为“惶恐族”,因为达不到这个收入数字的大有人在。
　　“惶恐”是对生活的一种焦虑,相对微薄的收入让他们的生活多了一份不安心。或还房贷,或交房租,或交水电费,或购衣,或孝敬父母,或人情往来,一个月算下来,一旦捉襟见肘,日子想要舒心,想要幸福感,只怕也难。
　　实事求是地讲,过日子难免有人会入不敷出,或过得很拮据,因而对日子“惶恐”的人,总是有的。然而,当一个城市里“惶恐族”占驻了相当部分时,却也折射出这个城市的无情,表明城市只求“挤出效应”,而忽略了不同群体的适意生存。
　　现在的大城市,尤其是一些特大城市,其发展的价值取向,乃是通过经济杠杆,提高生活成本,发挥“挤出效应”,也就是把一些低收入人群挤出城市,实现城市人口的均衡合理,避免人口爆炸。然而,当这种讲求太过,却既不符合“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的人居理念,也会产生诸多现实问题。
　　放眼世界,一流的城市并不意味着只有高收入阶层。倘若有,那么这种城市人口结构的失衡,最终必然会导致城市部分功能的丧失,以致与一流城市无缘。城市越发展,越应当适合不同收入群体的生存。也就是说,不同收入群体,都应当也能够在大城市里找到生存的空间,才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里的关键是,其收入,应当与其劳动价值与生活成本相匹配,而不能是一流的生活成本、二流的劳动、三流的收入,如果出现这种错位,“惶恐族”就会呈现增多之势。
　　城市的“挤出效应”,会触发一些群体的“自觉逃离”,这是必然而正常的反应。但是,当上述错位过大,劳动所得很难与劳动价值和收入匹配时,相当群体的逃离,会损伤城市的品质。说白了,就是城市需要一类人干活,却只支付低工资,让其承担高生活成本,其结果必然导致这类活没人干。而留下的两类群体,一个就是不得不精打细算的“惶恐族”,一个则是都市贫民窟群体。
　　“惶恐族”往往游离在留下或逃离的边缘,他们处于生活的焦虑之中,生活品质下降,幸福指数不高。他们要想在城市里把日子过下去,就得想法儿省钱。
　　为城市发展作出贡献的人,有获得在城市惬意生存的权利。现代化的都市,应当着眼于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从制度上减少“惶恐族”现象。从根本上说,惟有提高收入,使其与付出的劳动价值相匹配,最终才可能达到与生活成本相适应的良性状态。如是,过日子“惶恐”者或有,但不会成群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