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越鹏

　　在2012年的第一场雪飘落之前,我陪父母住回了乡下老家。
　　冬日的村庄褪去了浓妆艳抹,便显了单薄。风从大街上刮过,又穿过小巷,从门缝挤进小院来,几只麻雀在屋檐下叽叽喳喳地觅食,哧楞一声就飞走了。院子里空落落的,春天里,父母曾在这小院栽下过一地的花木、菜蔬,仿佛一眨眼功夫,就开败了、凋敝了。这之前,父母总是趁天气转冷时,搬回城里有暖气的楼房过冬,天气暖和了再搬回来,像候鸟一样迁来迁去的。现在,他们决定要住下,“把炉子生起来吧,一冬不回去了!”母亲一边擦着桌椅,一边吩咐我说,语气像孩子样率真而坚决。
　　我知道,父母的内心深处是深深眷恋着这村、这院的。当年,父亲在外县工作,一年之中仅在春节和家人团聚几天,仿佛骨子里压根就没有家这一概念。母亲既要照顾年迈的双亲,又要拉扯我们五个子女,劳心劳力的,直到多年后,随父亲搬进城里去住,才总算歇口气了。父亲退休后,却商量母亲说:“咱回家包块地种种?”对父亲埋藏很深的这种故土情结,母亲很是惊讶,反驳他说:“好容易离开庄户地,又要回去找累受?反正你也没种几天地,你自己回去种吧!”母亲坚决不同意。她还没从当年的艰辛中回过神来呢。可惜的是,母亲很快又同意了,父亲却因脑血栓后遗症,勉强在老家的庭院里来回走走还可以,要真正下地去劳动,无论如何是再也不能够了。
　　我常想:村庄是什么呢?村庄是一个群体的根脉所系——在一个地域内,共同的一方水土上,有这么一大群人栖居着,达成了一种默契,遵循着共同的风俗人情,其乐融融的生活着,它不仅是游子心底的牵挂,也是演绎梦想和温情最多的地方。
　　每次回到村子,我们总是被浓浓的亲情裹挟着。乡邻们会闻讯而来,或围坐在堂屋内,或停留在小院里,那么漫不经心地喝茶、吸烟,有一句无一句地闲聊,并没有过多的热情和寒暄。我们一家人虽然离乡多年,也从没感觉到隔膜和生分,更多的是默契和心灵的感应。
　　在这个小院里,父母谈论最多的也是村里的人和事,父亲说:“刚离开的你王大叔,当年是和我一块出村去上的学,又一块参加工作,才分好着呢,可惜三年困难时期被家庭拖累回来了……”话里满是缅怀和惋惜。对于王大叔,我印象格外深刻。小时候每次放学,总见他赶着队里那头唯一的老黄牛从坡里回来,老黄牛懒洋洋的,跟在牛屁股后头的他也无精打采。有一年,老黄牛死了,每家每户都分到了几两牛肉,却没有哪家忍心去吃,还在背后骂王大叔把老黄牛累死了。因为王大叔家子女多,生活拖累大,有人见他偷偷把牛牵出去干私活,填不饱肚子的年代,牲畜也禁不住折磨啊!直到单干后,王大叔干起理发生意,日子才有了改观,人也一下精神了。犹记得当年他穿着干净的工作服(白的确良大褂),一边听着录音机中的京剧选段,一边为我理发,一边摩挲着我的头皮说:“这孩子头长得样子,将来肯定有出息……”夸得大人乐滋滋的。找他理发总是一律平头,太土,不洋气,我们小学生不情愿去,又总是被大人拽了去。说穿了,乡亲们多是在照顾他的生意。大家心知肚明,却从不挑破。
　　母亲说:“生活困难时,我和咱嫂子往地里抬粪,一大油筐,一上午不见歇歇儿,敢情那时吃得好吗?吃糠咽菜的,还上顿不接下顿!”母亲说的“咱嫂子”,是我本家一位大娘,快九十岁的人了,眼不花,耳不聋的,腿脚麻利,年轻时干活更是风风火火,却因没文化,说话心直口快,容易得罪人,近来连儿媳妇也不搭腔了。母亲没少为她们的婆媳矛盾劝说,却一直无济于事。母亲说:“你大娘心眼儿好,就是不会说话。什么时候能改掉这直肠子毛病就好了。”我们都替她的家庭处境担心,但她不以为然,依然大声地说笑,依然我行我素。父亲说:“你看咱嫂子,活一百岁保准没问题!”我想,好人一生平安,可她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心无芥蒂、无忧无虑地生活呢?
　　虽然,我在村里生活的时间不长,但村子烙印般留在了我的生命深处。哪家娶新媳妇了,我们一群半大孩子,一早准会出现在人家的庭院里,在人群里泥鳅样钻来钻去地抢喜糖,跟着大人们起哄笑闹。正月里看“麒麟送子”,往往演出队伍绕着巷子兜圈子,不到节骨眼上不把“孩子”送出,时至今日,犹记得那种送“子”场面的神秘,还有新媳妇接过“孩子”时脸上洋溢的羞涩和甜蜜。单调而贫乏的生活中,乡亲们总能自己找出许多乐趣来,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直到有一年,村内一家率先在村头开起羊肉馆,没几年功夫就盖起新房买上了自行车、缝纫机等“大件”,村庄开始躁动了,一时间炸油条的、跑缝纫的、玩大棚、办企业的都有,“五花八门”的事情多了起来。印象中的村子以一个暴发户的样子存在了多年,直到现在,才从容了,淡定了,像一个人一样终于走向成熟了。在疼痛和嬗变中,有些习气被村庄固守住了,有的被村民们自觉放弃了,有些在坚守中丢弃了,还有些也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但那种热情、淳朴、同情人、乐于助人的风气始终没有丢。我想,怪不得父母恋着这村庄、这小院不回去呢,连我,一回到这村庄,这小院,就会有许多美好和温馨一股脑儿地泛了上来。
　　哦,我那让人揪心、让人欢欣的村庄和小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