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被誉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拓荒者、中国当代史学的奠基人。有人赞他是学问精深、富有激情,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学者,堪称史学界的独行侠；有人称他学贯中西、文史哲诸领域皆有建树,是博学多才的“通人”。在同事眼里,他是才华横溢、个性独特的学者；在学生心目中,他是最富魅力的导师——
　　奋发求学:书斋之中系国运
　　1917年6月,赵俪生出生在安丘景芝镇东村的一个书香门第,曾祖父当过云南昭通府知府,祖父在光绪朝做过内阁中书,酷爱金石和书画,父亲赵录斌为前清秀才,曾任《大青岛报》编辑。赵俪生幼时,家道中落。小学毕业后,母亲带着他和3个姐姐到青岛谋生,住在台西镇挪庄一带的贫民窟里,冬冷夏热,艰苦异常。
　　赵俪生后来在文章中回忆道,“姐姐在日商茂昌鸡蛋公司做工,把卵黄、卵白分开,冷冻出口,后来长姐以营养不良而死。另两个姐姐在英美烟草公司做工,装金鼠、炮台之类的小包和大包,达六七年之久。为了年终奖金,发高烧都不请假。”在姐姐工资的补助下,赵俪生完成了胶济铁路中学六年学业,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外文系(后转入哲学系)。
　　值得一提的是,中学时赵俪生学习成绩虽名列前茅,但数学成绩相对较差。初中毕业时,赵俪生名列全班第七,数学只考了45分。这极大刺激了赵俪生的自尊心,于是开始“狂补”数学:“我一次买了十本很厚的数学练习簿,下决心把小代数、平面几何、大代数、解析几何‘一锅下’。别人晚自习最多算30道题,我至少要算90道,算不完不睡觉。”不到一年,他的数学就提高到90多分,有时甚至得满分。后来,赵俪生治史学,按照他的说法是“半路出家”,正是有这种“狂补”的劲儿,成就了一代史学名家。
　　到了大学,赵俪生更加奋发用功。他博览群书,兼取百家,经常出入中文系、哲学系、心理学系教室听课。闻一多先生开的《诗经》、《楚辞》、《唐诗》、《古代神话》四门课,他全听。闻先生给出一题目:《上古帝王感生传说的分析》,赵俪生写出了平生第一篇考据论文。他由此向“综合修养”的“杂家”发展,终生不悔。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求学期间,赵俪生不仅专心读书,更关心时事和国家命运,不断追求进步,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北平学生万余人举行抗日救国大示威。赵俪生身为清华学生,又属当时学生中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五次游行全部参加,与学生手挽手,高呼抗日口号,与反动军警英勇搏斗。“七·七”事变后,赵俪生投身中共领导的晋南新军,并结识了他的妻子、也是事业上的知音高昭一。后来赵俪生因病离开部队,到关中做中学教师,同时在中共西安城工部的领导下做情报工作。
激情讲学:风姿俨然大将军
　　新中国成立后,赵俪生先后任教于山东大学和兰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著名历史学家王家范曾评价说:“解放前,中国高等学府历史课讲得最好的是钱穆；解放后,则首推赵俪生。”
　　赵俪生曾在自传《篱槿堂自叙》中写道:“我上课是理论派和考据派的折中使用。我教课的特点是,每教一段,先对这一段历史作一个总述,我在备这一段总述的时候,要花很大的工夫,有时候要翻二十四史里的很多东西,把脉络理清楚……既有考据又有理论,学生很喜欢。”
　　每次讲课前,赵俪生都要闭门备课。讲课内容的排列布局要经过反复斟酌思量,可以用“如临大敌”几个字来形容。在妻子高昭一记忆中,“每逢俪生上完三节课回家,即使隆冬季节,他的衬衣、衬裤都被汗水湿透了。记得他带研究生的时候,名义上是7人,其实教室里挤得满满的,所有文科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到他那里去旁听。”　
　　“老师讲课的气势和激情,还有那雍容大度的风姿,实为一门艺术,令常人难以企及。”在山东大学时的学生赵淮青说,“他很有‘台风’,身穿整洁的银灰色西装裤,干净的白衬衣系在里面,简洁明快而又郑重庄严。说话声如洪钟,还带有淡淡的山东味,十分幽默诙谐,各种生僻的古文献琅琅上口,抑扬顿挫、合辙押韵,内容更是扣人心弦。”
　　著名学者蓝翎回忆,一次听罢先生讲课,他兴奋不已,模仿先生讲课的神态,两手平伸,双目前视,大声直呼:“回到康德那去吧!”在当时的兰州大学学生金雁眼中,先生上课时专心致志,心无旁骛,他深深陶醉在自己的讲演里,先是感动自己,而后感动听众,不少学生都说讲台上的老师很像京剧舞台上的“威武大将军”。后来,他们总结了赵俪生上课有“五绝:“一绝是板书,二绝是文献,三绝是外语,四绝是理论,五绝是博而通。”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曾带校领导连续听了他两年的中国通史课,江隆基评价:“听赵俪生上课是莫大的享受。”
　　辞别教坛前,赵俪生给兰大学子开了一年的选修课程“中国综合文化史”,报名选修者70余人,但听课者逾200人。中国青年出版社对这个专题很感兴趣,约他写了一本20万字的《中国综合文化史》。
严谨治学:苦索为求不留憾
　　从1939年夏至1946年秋,赵俪生一身兼负三职。公开职业为中学教员,隐蔽身份为党的外围地下工作者,课余闲暇进行史学研究。他浏览《经》、《史》、《子》、《集》,注意方志、谱牒之学,广泛搜集关中文献。藏书之癖,自此滥觞。他的论文《清初山、陇学者交游事迹考》,发表于《大公报》的《文史周刊》,受到胡适的赞扬和鼓励。自此,赵俪生对文史考证兴趣日涨。
　　进入20世纪50年代,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被称为山大“八大教授“之一的赵俪生,开始了具有拓荒意义的教学和研究工程——中国农民战争史。以往少数研究这一领域的人,多是采取抓点的办法。现在要把全部中国农民战争的发展严格系统起来,求取一个近乎面的结果,单是搜寻资料,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赵俪生与做他助教的妻子高昭一携手,广泛读书涉猎,搜集资料,制年表,绘地图,编讲义,写论文,夜以继日,孜孜不倦。他们结合教学进行研究,积数年之功,中国首部农民战争史专著——《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出版,为我国农民战争史教学与研究开了先河。进入60年代,赵俪生又开始对中国土地制度史进行研究,作成专著《中国土地制度史》,史学界称他的研究“全面独到、自成一家”。
　　赵俪生自称是个“很喜欢拿文章出去发表的人”。可是,他为顾炎武在陕西的好友王山史作的《年谱》,脱稿后在手头压了40年,连1947年嵇文甫为此写的序言也陪着埋没了40年。直到1986年底,他几经易稿,自感考证确有把握时,才拿出来出版,还谨慎地在个别拿不准的地方标明“失考”。
　　赵俪生十分重视实地考证。1983年夏,赵俪生夫妇及袁世硕、张崇琛一行来到青州考察。史书记载,金末李全红袄军起义和明末唐赛儿起义就发生在青州杨集西部一带的崇山峻岭之中,赵俪生想通过实地考察确定这些起义发生的具体位置,并希望能在遗址中发现新的史料。山高路险,他们好不容易登上山顶,赵俪生突然说了声“不好”,就躺在了地上。随行人员手足无措,妻子高昭一忙吩咐别乱动手,从急救包中拿出药给他服上。不一会儿,赵俪生就自己坐了起来。见随行人员脸色煞白,他哈哈大笑:“好险呐,刚才差一点被李万户(李全)扣住了。若不是他们顾忌老高(高昭一)在这儿,怎肯放我回来呢?他们知道老高也是行伍出身。”经此一险,大家都劝他返程下山,但赵俪生不肯半途而废,执意继续前行。
　　这次考察收获颇丰。赵俪生察看了李万户摩崖题刻,题刻位于唐三山寨东南部的一处缓坡上,他用相机拍了照,作了拓片。“金銮殿”遗址处是一块麦田,在田间冲沟处的断崖上,地表之下约三四十厘米现出瓦砾层,厚约20厘米,皆为大布纹瓦。在附近地表上,随处可采集到黑白两色碎瓷片,这种瓷片在营房遗址也可以拣到。赵俪生认为,民间传说的“金銮殿”应该是有所指的,“金銮殿”遗址位于山寨中心的最高处,可能是当年军寨首领的指挥部。后来,赵俪生写了一篇《红袄军史事补记》,发表在《中国农民战争研究集刊》第三集,收入《赵俪生文集》第一卷。
　　2007年11月,90岁高龄的赵俪生在兰州病逝。尽管在反“右”运动和“文革”期间屡遭磨难,但他愈挫愈奋、矢志不移,一生留下400万言的论述以及浓缩而成的六卷本《赵俪生文集》；他桃李满天下,众多高徒成为学界中坚,其治学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