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一生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做事要求实际而不应该有虚念,这是雍正帝的再三要求。他刚一即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地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平生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一“憎”一“恶”,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
　　雍正帝是中国历史上无人能及的勤政皇帝,他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折,少则一二十件,多则三四十件,为此常工作到深夜,有时他的批语甚至比奏折本身的字还要多。由此可以看出雍正帝务实的作风。具体地说,雍正帝的务实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奏报(奏折)“只可信一半”
　　虚假不实的奏报,在封建官场上比比皆是。因为有那么一批所谓巧于仕宦的官员,往往能通过弄虚作假吹拍弹唱阿谀奉承而获得那些好大喜功的君王的赏识,并从中捞到好处。然而,这一套在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兴邦国的雍正帝那里,却是行不通的。在清代,官场上曾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文武百官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民生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的整顿,情况已经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帝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绝不放过浮夸粉饰的奏报
　　对于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帝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批评。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索琳上折说:台湾地方官兵严加操练,精益求精,可保海疆万载升平。看了这一言过其实的奏报,雍正帝警告说: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
不要一味地遵旨
　　雍正帝作为一个务实的皇帝,常常训导臣工要灵活用谕,因时因事贯彻朝廷旨令,而不可一味迎合、生搬硬套。他强调处理政务一定要“因地制宜,化裁取当”。雍正帝甚至要求内外大吏,不要因钦发谕旨而影响了自己的主见。雍正帝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员凡事都要请皇上指示一番,自己不拿主意,只看皇上的脸色说话,听皇上的口气行事,没有明确指令宁可等待也不动手。对于这种现象,雍正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是在推卸责任,为自己留后路,是在为自己做官。主张务实的政治,反对沽名钓誉
　　雍正帝在继位一周年的时候,告诫臣下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脚踏实地去办事,而不是耍花招,讲空洞的好听的话,去博取一个虚假的美名。朕自从登基以来,时刻想的是吏治澄清、兵民乐业的事,不是为图好名声。雍正帝对官场中流行的追求名实兼收的做法非常不满,一针见血地指明官员讲的“实”是个人的“货财”,而不是国计民生的“实”；官员讲的“名”,是官爵,是钓誉,而不是由于实心从政而应得的美名。他反对不顾民生吏治的“名实兼收”和官员的沽名钓誉。这对当今的社会是很有警示意义的。
报喜更要报忧
　　封建官场一般存在着报喜不报忧的想法和做法,雍正帝认识到这种现象不利于了解真实的情况。因此,雍正帝反复告诫内外百官,务必据实上奏言事,万万不可隐饰,并且对报喜亦报忧敢讲逆耳忠言者多加褒奖。
　　雍正执政期间,署理四川陕西两省军政要务的总督岳钟琪,就因为“报忧”而多次受到雍正帝的夸奖。雍正三年(1725年),岳钟琪将川陕两省乱摊乱派的名目进行综合,发现共三十多项,他把这一情况如实奏报朝廷。雍正帝称赞岳钟琪毫不护短,一片苦心,朱笔批示“此奏甚属公诚”。雍正帝还指出,不但四川、陕西有乱摊乱派的现象,其他各省都一样。随后,雍正帝选派一大批官员调往四川、陕西,让岳钟琪坚决果断地替换各府州县的不法贪官。　奉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