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全国两会的一些代表委员,就如何建立长效机制破解“大城市病”开出了药方。
　　大家普遍认为,城市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人口拥挤、交通堵塞、住房紧张、公共环境恶化为“病症”的“大城市病”,是我国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无法避免的“成长的烦恼”,仅靠一些限制手段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还应该从出台配套措施、建立长效机制等方面破题。
　　由于小客车限行、限号,不少私家车主不得不在上下班高峰期加入挤公交、挤地铁的乘客大军,进而又加剧了公交、地铁的压力。对此有代表认为,在对私家车限号的同时,交通管理部门应加大配套建设,把精力放到优化道路设计和发展公共交通上来。
　　“不少大城市在基础路网建设、公共交通设施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应该在改造基础路网和完善公共交通设施等方面下更多功夫。”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建议。“与其频繁出台各种限行措施,不如老老实实地反思现行城市规划和道路设计的缺陷,扎扎实实地将精力和财力花在公共交通的发展上。”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大学法学教授杨震说。
　　“在限购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效果不佳的背景下,必须要有缓解楼市供需矛盾的配套举措。”在谈到限购问题时,全国人大代表、经济学家辜胜阻认为,政府应加快保障房、廉租房建设,以减轻楼市压力。
　　“权宜之计过后,更要找到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认为,我国出台限行、限购的城市,都是人员密集度高、城市功能过于集中的地区。应借鉴欧美经验,大量建设卫星城,减少主城区交通和住房压力。
　　贾康委员认为,从长远看,只有实现了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形成错位互补的城市集群,才能破解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带来的“大城市病”难题。
　　　(据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