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紧时间关心群众生活,社员有劳有逸,在生活上没有落实的要很快落实。”“多给群众讲政策,讲种花生奖励政策。”“不准购买马车,主要买架子车和牲口!”“送肥料运输不要叫小孩拉。”……
　　坐在自家小院里,戴着老花眼镜,79岁的孙世忠逐字逐句地念着焦裕禄的电话会议记录。视线从发黄的纸页上收回,思绪穿越至50多年以前……
　　那是1963年农历九月的一天,收获的高粱都打了捆。28岁的葡萄架村会计孙世忠,在村口迎面碰见了7个陌生人,都推着半新不旧的“二八”自行车,打头的是个黑瘦黑瘦的高个儿,外面穿一件看不清颜色的大衣,没系扣,头戴“四块瓦”棉帽,半边帽檐耷拉着。
　　“我上去问是哪来的,后面有人说这是县委焦书记。听说是县里来的,我赶紧去掂水,焦书记一边拦着不让掂,一边打听灾情咋样……”
　　第二天,焦裕禄叫上孙世忠一起看灾情。“到第三天,焦书记回城取了铺盖卷儿,在村里就住下了。一星期后,我上公社办事,他们还不知道焦书记驻村的消息呢!”孙世忠回忆。
　　在葡萄架村,焦裕禄一住就是三个月。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官儿”,村里人的印象不是稀奇,而是“土”。穿衣服不讲究不说,袜子上居然有好多补丁。
　　村民看来没架子的“大官儿”,也是干部们眼里温和宽厚的“焦书记”。
　　有一次,县委办的张明常跟着焦裕禄下乡回城。因为天气太热,张明常途中吃了瓜农的一个瓜。焦裕禄让去付钱,看瓜的老人表示,这是种瓜,按当地规矩,路人吃瓜把瓜籽留下就行了,不用付钱。
　　“焦书记听了没吭声,一直走到黄河大堤边。他问我,这是什么大堤?我说是明故道的南堤。他又问我,这大堤一直就这么高吗?我说是多年来随着河道淤积逐渐加高的。这时焦书记说,黄河大堤不是一下打这么高,人也不是一开始就犯大错误,今天犯个小错没察觉,明天犯了还没察觉,最后越犯越大。”
　　这段大堤对话,张明常至今难忘,“他说话很慢,几乎没见发过脾气,就是批评人,也让你心里热乎乎的。”
　　然而“温和宽厚”并非简单的忍让或“好好先生”。
　　在河南省档案馆,至今存有焦裕禄当年查处一位生产队长腐败案件的手稿。上面写着:“这样的坏党员在群众生活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贪污盗窃发了大财……不立即严肃处理绳以党纪国法,是不能挽回影响的,不能平民愤的……”尽管纸页泛黄笔迹模糊,但字里行间的震怒与决心,仍能穿透岁月,直抵人心。
　　面对兰考严峻灾情的考验,关键时刻焦裕禄还敢于从实际出发拍板决策。
　　刘俊生介绍,因为逃荒的人太多,为了刺激生产积极性,当时有的地方私下把荒地和一些边远地块承包给社员耕种。焦裕禄看到有的村把枣树包给个人后,群众收获了不少枣子。受此启发,1963年前后当地冒险搞了林木承包责任制。
　　就在焦裕禄电话通知“抓紧时间关心群众生活”的时候,他的肝病却在劳累和拖延中变得越来越重。一个多月后,焦裕禄病逝。
　　1966年2月26日,遵照遗愿,焦裕禄的灵柩由郑州迁往兰考。人山人海的现场,身为葡萄架村支书的孙世忠做了发言,但这位31岁的豫东汉子刚开口就泣不成声,剩下两页稿纸愣是没能读完……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