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白

　　近期,深圳忽然颁布限购机动车的新政之后,与其相隔数千公里的一些城市开始变得“风声鹤唳”。据悉,太原市政府日前在人大会议上提出了将机动车控制在110万辆以内的目标,引发了市民“闪电限购”的联想。虽然接受媒体采访的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尚未收到机动车限购文件,但当地4S店顾客流量已有明显增长。除太原外,因深圳限购而出现同样恐慌情绪的地方,还有西安、郑州等城市。
　　不知道出现传言的这几个城市是否真打算限购机动车,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边际效应的递减,限购治堵这种本就简单粗暴的公共政策,将越来越“闪电化”和“不讲道理”。对地方政府而言,要防止提前一窝蜂购车或囤积车号的行为出现,就要尽量使政策出台让人措手不及；而随着限购城市的增加,市民却越来越会有心理预期和提前准备的动机。由此,为达到治堵目标,地方政府只能赶早不赶晚、宜快不宜迟。2013年年末和2014年年末,天津和深圳相继上演“闪电限购”,就是例证。
　　实际上,交通拥堵因城市体量、交通规划、资源集中而产生,是一种城市发展的伴随性问题,因此也肯定不会仅靠限号、限购就能够解决。
　　很明显的一点是,一个垄断资源的城市,无论如何提高公共交通能力,如何限号出行、摇号购车,都不可能完全解决拥堵问题。二线城市学到了一线城市治堵的权宜之计,也更应该充分吸取这些城市的教训,适当分散医疗、教育资源,将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园区合理规划到更大的范围内,而非城市核心地带。
　　近些年来,社会资源由农村向城市集中、再由城市向特大城市集中,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惯性。这其实也意味着,要长久治堵,不能完全把单个城市作为治理主体,即不能让各个城市各自为营。只能在更大的治理范围内,将交通拥堵作为区域规划、区域一体化的子命题解决,与城镇化发展相统筹,才能找到正确方向。
　　所以,还是要让一个“伴随性”的问题,获得一种“伴随性”的解决方式。别让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连带着市民的恐慌情绪、政府的“懒政思维”和汽车代理商的鼓呼,在各个城市间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