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谣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见证,是一个年代的文化符号。过年的那些歌谣里内蕴着人们的期盼,催生着孩子们的美好,散发着浓浓的年味。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过几天,沥沥拉拉二十三。”这首歌谣,写出了孩子们急切盼望过年,盼望穿好吃好的那种愿望。
　　小时候,进入腊月,母亲从母鸡屁股里节省出几个钱,到门市上给我割了布料,晚上就在煤油灯下开始了缝制新衣的过程。那阵子,我只要看到母亲给我做新衣服,就勤快了许多,帮着喂猪、垫栏。推碾倒磨本是我不愿做的事情,这时候也高兴地做了起来。不几天,腊八就到了,喝“腊八粥”只是童年里的传说,记忆中,母亲在腊八的这天做好一锅冒着热气的疙瘩汤,让全家人热热地喝了,祛除冬天的寒气。过了腊八,我就盼着小年母亲祭灶的糖瓜了,母亲告诉我,灶君吃了糖瓜“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而你吃了糖瓜呢?说着,母亲把一颗糖瓜塞到我的嘴里,让我也吃了糖瓜后,过年的日子里说吉利话祝福的话,祈求平平安安。我听不进母亲的烦琐哲学,只是焦急地品尝着糖瓜给我带来的丝丝甘甜。
　　“小巴狗,上南山,吃金豆,拉金砖,你打灯,我抽烟,你放爆仗我放鞭,嘀喽噼啦过新年!”鞭炮是过年的喜庆,是小孩最钟情的眷恋。进入腊月,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就会响彻田野、大街巷尾。因为贫穷,鞭炮放得少,满足不了一个男孩的那份欲望,因此,大多时候是跟着父亲到腊月集上的鞭市,免费听响。最多下集的时候,父亲掏半天,捏出皱巴巴的几角钱,给我买一支15头的小鞭,算是对我过年的奖赏。
　　我拿着那支小鞭,约上几个伙伴,高兴地在大街上一个一个地放起来。目的是为了让这种幸福的味道持久一些。可是,再吝惜,不出一天就放完了。于是,我就成了四哥的跟屁虫。他有胆量,专盯梢人家晒在院子里的鞭,搞到了,就分给我些,再过一会鞭瘾。那时候,最能体现年味的就是偶尔听到孩子们放的鞭炮声,这种声音稀稀拉拉地仿佛在催促着年的到来,催生着一种希望的诞生。
　　“新年来到,糖瓜祭灶；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头儿要顶新毡帽,老太太要件新棉袄。”多么朴素的歌谣,多么廉价的要求,但在那个贫穷的年代,也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妄想。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父母好多年都没有换身新衣服,只是把平日的衣服收拾收拾,算是过年的“新毡帽,新棉袄”。在捉襟见肘的那个年代,在父母们的意识里,只要能打发的孩子们欢欢喜喜,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快乐。
　　世事变迁,沧海桑田。童年歌谣里孕育的年味是那样的火辣,又是那样的朴素和有限,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走向,定格着一个过往的印记,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别样的温馨和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