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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逾古稀,黄昏晚岁,我还想趁体魄尚健,去那些大半辈子想去而未能去的地方看看——哪怕走马观花看上几眼,也好了却心愿、以圆旧梦。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是第一个用大炮轰开大清国门、逼大清割地赔款的海盗国家;1958年“大跃进”,正上高中的我也曾参加过“赶超英国”的大炼钢铁。从那时起我就想,有朝一日,去看看这个英国是个什么模样?然而时光流逝,稽延至今年五月方得以成行。 有人说,英国旅游,魅力所在,源自它对历史的保留。大英博物馆、国家美术馆、几处古堡、几处大学,大概是旅英者必去之地。这儿是世界历史文化、经典艺术的殿堂和宝库。 到大英博物馆,首先想去看看的是马克思写《资本论》的地方——大英图书馆。遗憾的是,图书馆已从大英博物馆迁走。我只得在原楼周边转了转,默默向大楼表示了内心的敬意。我只细读过一遍《资本论》,那还是在文革中当“逍遥派”时读的。《资本论》蕴涵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诸多学科的问题论证解析,不少章节难懂。为此我还找来日本人写的戏剧本《资本论》读过一遍。凡读过《资本论》的人,都会明白,没有大英博物馆极其丰富的资料,马克思写《资本论》是难以想象的。 站在这个原图书馆的门前,我自然还想到了上世纪初也曾来此读书的我国几个大师级的学者,比如辜鸿铭、朱光潜等。辜鸿铭,是位传奇人物,被称为天才中的天才。他在欧洲求学期间先后拿下十三个学位(涉文理工哲各科),学会九种语言。孙中山说:“中国精通英文的有三个半人,辜鸿铭是第一个……”他是将中国文化经典介绍到西方的第一人(他首次翻译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1913年辜鸿铭与泰戈尔同时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同事李大钊说:“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种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他的学生张中行说:“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名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当知识界都喊着照搬西方文明的时候,他却指出,西方文明太注重实证,而科学越进步,战争越激烈,最终还是要靠中国的道德文明来消弭灾祸。辜鸿铭的这些见解,国内不以为然,在国外却有很大影响。如俄国的皇储、作家托尔斯泰、日本的伊藤博文等枢要官吏,都说他预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连印度的圣雄甘地都称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我首先想到他,还因为他的深刻认知在百年之后,契合和印证了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有其深邃文化渊源的! 曾来此读书的另一位中国留学生朱光潜,是王国维之后,中国美学的宗师人物。他在1925年先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拿到文学硕士后,又转入伦敦大学,大部分时间都在大英图书馆里看书,后来拿到了双博士学位。他的美学理论著作,我看的不多,但他的两条座右铭,却让我记了好多年。一条是“走抵抗力(困难)最大的路!”一条是“此身能做的,决不推诿;此时该做的,决不推延;此地当做的,决不等待。” 到牛津大学参观,我着意留心的不是了解这所大学计有57名荣获诺贝尔奖的业绩,而是想看看钱钟书、杨绛两位中国作家当年读书的地方。1935年,钱钟书在清华大学与杨绛结婚后,一起留学七年(英国四年法国三年)。有人说,他的特长是“横扫西洋图书馆”。据说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图书概不外借,他只好泡在那里。做了厚厚几本读书笔记。成为后来他编写《管锥编》的主要素材。在老乡张先生的导引下,我们终于找到了那座图书楼,共三层,有点儿陈旧,即便在白天,有的窗子里也闪烁着灯光。我想,钱钟书这位大师级的学者,其根基就是在这儿夯实的。他的同学曹禺、吴组缃让他推荐几本英文书籍看,他二话没说,拿过纸来,“刷刷刷”就写了四十几本书名。他的夫人杨绛,也是中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翻译家。她活了105岁,是民国以来最后一位被称作“先生”的伟大女性。 到大英博物馆和剑桥、牛津两所大学参观之后,大概谁都想问:为什么出了那么多大师、才俊?“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一代一代大师的肩膀,也是后人登高的“阶梯”。阶梯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可“关键还在于自己。”杨绛先生说,“背后的努力与积累一定数倍于普通人。” 另外,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门外临街山墙上那座巨型“警示钟”,也可做诠释的注脚。据说这是剑桥大学一个青年设计的,建成后由被誉为“宇宙之父”的霍金亲自为其揭牌。钟摆巨大,一左一右,不停地摆动;钟针长长,一格一格,不停地前行;钟声洪亮,“咔哒、咔哒”,不停地响着……钟面的顶上还有只大蝗虫(妖魔),与此同时,也在一口一口地摄食着……它一口一口吞噬的,是失不再来的时间、生命……它向人们警示:虚度年华,就像一片一片被蝗虫吃光叶子的庄稼,颗粒不收! 除了文化教育,令人惊奇的是“雾都”伦敦已见蓝天白云。上世纪初,郭沫若先生的《女神》诗篇中,还在高歌大工厂高烟囱(冒出)的“黑牡丹”是二十世纪的名花,那是工业化的象征。我上中学的《世界地理》课本上还是讲雾都伦敦。是他们最早工业化,也最早吃到“污染”的苦头。所以,自踏上英国土地的那一刻,我就开始关注伦敦的自然环境了。没发现任何雾霾,相反,这儿已经不缺少蓝天白云。令我感叹的还有:一是参天大树、百年老树处处可见。老乡张先生告诉我,他们早已认识到,草木是为人类供应更多氧气的朋友,值得全民爱护。在格林尼治公园,就有数棵近四搂粗的。还有一棵已经枯死,树身躺在地上,四周加了护栏,那树身直径兴许近两米。他们把树木看作是生命体,对于老者也表示尊重和敬畏。二是人们与许多鸟类和谐相处。在海德公园、皇家园林,在泰晤士河上,在乡村的水渠里,天鹅、雪雁、野鸭、鸽子等飞禽,都不怕人,有时围在人们脚下,嬉戏玩耍,要吃的,赶不走。我想,飞禽失去野性,大概不是一代人能够形成的。三是住在乡村的,大多是城里人。这次旅游,我们特意住过乡村的家庭旅社,那儿有的是绿树繁荫、小桥流水、花香鸟语、简朴闲适。尖顶的瓦房,低矮的茅舍,门窗上多悬吊着一盆鲜花;碎石砌成的院墙,高约一米左右,墙顶上有的长满了绿苔,有的爬满了各种花蔓;花墙中间有个栅栏门;门内院里则是花园;房后多是草坪、大树。空气清新、湿润,可谓自然氧吧。我不禁感叹:这人的需求啊,兴许是由简易到复杂,由原始到富华;然后再由复杂到简易、归真返璞…… 看到这一切,让我想起,我国1981年高考的作文题目,就是《毁树容易种树难》;1986年高考的作文题目是《树木·森林·气候》。这说明我国也有那么多的先知先觉者,早就在大声疾呼!但是,转眼三十多年过去,肆意毁林、制造污染者,依然存在。令人欣慰的是“蓝天保卫战”的号角已吹响,定能打好打赢。而我想,一切经验教训,皆可作为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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