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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瑞荣
姥姥走的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儿: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澳门回归……这些事儿至今都清晰地印在我脑海中,但对姥姥的记忆却在岁月的长河中日渐模糊,唯有那些记忆的碎片仍历久弥新,伴随我岁岁年年。 那一年的腊月初七,恰巧我十二岁生日,前一天的大雪让地面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一大早母亲不在家,父亲告诉我她去舅舅家了,说是姥姥情况不太好,我心里不禁抽动了一下。父亲送我上学的路上,我问他能不能给我请假去看看姥姥,心里总觉得不安生。父亲不语。上午八点,讲台上代数老师正在讲方程式,我心绪不宁。不一会儿老师走出教室又返回来唤我名字,说家里有事让我跟父亲回去一趟,我心里已隐隐有所觉察,猜到父亲此行目的。是的,父亲告诉我早上姥姥走了,我瞬间泪流满面。 人是复杂的,感情却是丰富的。即使这些年过去了,埋藏在心中愧意却从未消除。 姥姥晚年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街里邻坊都说是老年痴呆症。患病初期,她还能认识身边的人,可是随着记忆力和认知能力的逐渐减退,她对周围发生的一切反应越来越迟钝,白天她骑着三轮车出去,有时是村里相熟的人把她送回家,有时自己回家面部就磕的满是淤青,对于刚发生过的事,她也无法再表达出来。后来,姥姥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开始大小便失禁,她的房间里、被子上总有一股尿骚味,即使通风、晾晒都无济无事。 青春期的逆反心理让我对姥姥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不合理”行为感到不解和排斥,这种排斥让我刻意与其保持距离。我会因为担心同学看到,和她说不用再接送我上下学,我永远不会忘记她耷拉着脑袋,两只逡裂的手反复搓来搓去的样子;我也会紧闭大门对她的砸门和大喊大叫置之不理;我甚至会在心底里默默埋怨她变成了让我感到陌生的样子……很多事不是不愿意去回忆,只是不敢去揭记忆的伤疤。 直到多年以后,我问母亲还记得姥姥吗,母亲沉思良久,告诉了我姥姥这一生的心酸和不易。姥姥是在大饥荒时期被姥爷用两袋粮食从周边县市“换”来的,那时她才十几岁。自此之后,姥姥再也没有回过娘家,母亲告诉我姥姥曾说过“不是不想回,而是没有家”。成家后的我对姥姥的这话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们常说不管走多远都不要忘记来时的路,可是对姥姥而言,她已经没有回头的路了。 姥姥二十出头的时候姥爷就去世了,从那以后,姥姥独自拉扯四个孩子长大。一个年轻寡妇,带着四个孩子,加上村里的闲言碎语,可想而知生活的不易。母亲说姥爷走的时候她还不记事,她的记忆是从姨妈那获悉的。姥姥勤苦能干,街坊四邻无一不对其啧啧称赞。长女为母,母亲说在姥姥出去谋活计的时候,是我姨妈带着他们硬“扛”了过来。 “你知道你姥姥对你有多好吗?”姥姥走后多年的一个春岁,表哥在我家喝醉酒,他一边抽泣一边控诉我,声音断断续续,我没听清他的“指控”,却看到母亲转身进了里屋。后来母亲告诉我,姥姥把她认为的“好东西”都给了我和哥哥。的确,我们的压岁钱总会比表哥多那么一点,姥姥会直接往我书包里塞零花钱,而表哥的零花钱却总是以“帮忙”干活为条件……这是姥姥走后的第十年,那些“好”在表哥和母亲口中得到了印证。 而今,姥姥走了已二十余年了,这些记忆仍鲜活于此。每一次铭记,都锁定走过的路,镌刻岁月存在的痕迹,赋予生命更真实的价值。时间证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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