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夏,我考上辅仁大学国文系。受家学影响入语言文字组学习。我的导师是陆颖明(宗达)先生,他是黄侃大师的大弟子。陆老师青年时代也是做工人运动的革命者。课余则到顾随老师家受教,听他讲鲁迅,讲左翼文学,教我做人、指我方向。他是我思想上、生活上的导师。当时党也要求我们接受进步教师的教育。一九四三年,我在历史系周骥良同志领导下开始接受党的教育。
　　一九四五年辅仁大学毕业后,党组织送我到了晋察冀边区阜平学习。正是日本投降那天,快到城工部时,路上遇到一位穿土黄色衣服的人,他告诉我日本投降了。问他身后的勤务员才知道是燕大的进步教授、生物系主任林子明同志。在边区还有董鲁安教授。我在“抗日沟”最熟悉的是蓝公武教授,他要去延安找毛泽东主席,被彭真留下了,后来任华北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副总检察长。在北平时,因我父亲接待客人时允许我在坐旁听,所以知道的事情很多。我到河北阜平城工部的第二天,张大中同志就叫我汇报北平市政府人事情况。城工部长刘仁同志因我最熟悉北平政府情况,把我编到市政府的接管第二队。后因病留了下来。我到解放区的事,谁也不知道。虽然经北平地方市委批准,我并没有参加国民党,也没暴露身份。我的组织领导是华北局城工部,属北平地下学委、大学委。
　　重庆谈判之后,在北平设了“军调处”。共产党、国民党、美国各派出代表,共方代表是叶剑英将军。我的五叔祖陈秉忱是秘书处长,并做叶剑英将军的秘书。我的父亲,名元章字君善,在北平财政、社会局做了多年的职员,是几十年的“老北平”,对北平政治、社会、人事情况都非常清楚。陈秉忱带着军调部的两位同志每周末都来我家找我父亲,说喜欢吃我母亲做的饭。两位同志中一位是马次青同志,建国后的国务院调查部副部长。另一位是纪明同志,先后任青岛市公安局长、省政府秘书处长。叶剑英第一次宴请我父亲时,父亲到了叶将军住房前,打竹帘子的竟喊出:“陈君善先生到。”我父亲即向叶将军说“打帘子的是张东荪民社党的。”由此可见,当时斗争是多么复杂。叶剑英将军离京的宴会上,当面给我父亲指定的领导是建国后的潍坊市长姚仲明同志。解放后我陪马次清同志游颐和园,他称我父亲为爱国民主人士。
　　军调部在北平时,我正在山东中学当训育主任。当时山东中学创办人兼名义校长郝任夫是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山东中学前校长李澄之和郝任夫都是丁惟芬系的人,都和共产党合作过。重庆谈判后,他和李澄之的谈话情况,我向马次青同志作了汇报,马次青正式派遣我,应郝任夫之约,来天津工作。我到天津做了郝任夫的教育局专员,在郝的办公室做机关秘书工作。郝任夫是济南历城人,凡山东省客人来访,他都向客人介绍:“这位是潍县陈先生”。我被视为他的亲信。因为我做会议记录,许多情报都可以看到。一九四七年一月,杜建时任市长,调人成立编译室,为他宣传。教育局派我参加。杜建时主持市府会议,必须有编辑室二人参加,各局处都有专人和我们联系,各单位都去采访,各会议都去参加。又有《天津周刊》记者的名义,编辑室内有地下党员方纪文和我,因此大部分编审都被我二人发展了。编译室大多数人都成了我方同志。后写回忆录者直称“小解放区”。
　　天津解放前,鞍山道小学称一区三保国民小学。第一任校长王淑英,是天津警备司令卢济清的妻子,还是我辅仁大学的同学。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大势已去,而警备司令从来就是镇压革命人民的,自知大难临头,赶忙逃跑为是。王淑英有些不愿,卢济清硬叫人把她拖上飞机,校长位置空缺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员无不看中了这所学校。条件好,六个班,又好办,都为自家妻子找到教育局长郝任夫谋求此职。郝不好意思得罪谁,实在没办法,只好派所谓自己人去占这个位子,这人不是别人,就是我,职务是局长室机要秘书的我,一个共产党员。
　　一九四八年暑假后,形势发生极大变化。原在上海等地的民主人士、革命同志要到解放区去,自香港转程,一部分到东北解放区,一部分到华北解放区。到华北解放区的都要由海路经过天津。这一重要工作,不是由地方党组织的。天津地下党员负责人王文化同志曾写过回忆文章,提到经我招待过路二十余人,记忆稍多了点。我的情况,客人都从香港党组织得知。第一位来接头的是美学名家蔡儀同志,工友说有客来找我,我迎了出去,没有介绍信,也没有暗语对话。他只问了句:“是陈校长吗?”我说“是”,他说了句“乔木同志问好”。于是彼此都明白了。他出门接到他爱人,我便送他们回了宿舍。蔡儀同志在第一次革命战争时即参加工作。短短一个月里,我们很谈得来。我每天看他夫妇一趟,谈天为他们解闷。不使他们着急,买些零食糖堆给他们吃。第二批来接头的,有一位方言文学家和他表弟,我安排他们住学校,吃饭由工友胡振林招待。官方的检查,事先我都知道,先向组织汇报,以便通知别的同志。香港客人都住些日子,走前化妆由我做,买鞋帽穿戴都到南市。所有接待都先确定身份,依此办理。蔡儀爱人几乎为我捅了娄子,我为她买的棉裤稍长了些,她剪下二寸多,顺便扔到通道的垃圾箱内了,邻居看见棉裤角,在喊:“这是什么人,居然把好好的裤脚剪了。”没人答话,也就过去了。走时送到今日红桥区,找到大车,然后送别。
　　所有过往客人用的居民证上的钢印都是我做的。客人来之前,领导我的张克诚同志交给我一个印花,是沈阳市警察局的,叫我仿铜印一个,我有些为难了。组织上知道我是潍县陈家,收藏世家,有万印楼。可是,革命同志哪里知道印学和刻印是两回事呀。于是叫我刻,我深知事关重大,一再推说刻不好。两天后克诚从天祥市场买来印石和刻刀,我才动手,完成当晚送到克诚家,克诚当即拿出已印好的空白身份证,这不知是哪位同志做的。钢印是打压的,我们用水弄湿了身份证,按出字来。试到第二张,成功了,我就回宿舍了。过些日子,不见回声,克诚同志来时,我问身份证用的怎样,他只说了句,“人都走了”。话很简单,却成了我的思想负担,以为误了事。还是一九七九年,城工部长刘仁同志的追悼会上,克诚从南京来参加,夜间就睡在一屋,提起伪造身份证,他才说,当时用此证过界的五六十人。
　　如今,还有谁记得这些往事呢?我们这些经过严格考验,永远乐观而不改变信仰的人,永不忘记。
　　　　　　　　　　　　　　陈进整理
人物档案——
　　陈继揆(1921—2008)　字百纳,山东省潍县(今潍坊市)人,中共党员,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原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晚清金石学家陈介祺(簠斋)先生六世嫡长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