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钟亮

　　潍坊市在汉代属于北海国的一部分。献帝初平年间,一位姓孔名融字文举的名士,来到北海担任国相,历时六年,与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结下了血肉的情谊。他的家乡虽在鲁国(曲阜),但当世之人(如刘备)和后世人们(如苏东坡、袁宏道),却习惯以“孔北海”称之,甚至连他的作品结集也题为《孔北海集》。显而易见,北海,或者说潍坊,就是孔融的第二故乡,我们将他称作“乡贤”并不过分。
　　提起孔融,我们并不陌生,谁都知道那个“让梨”的故事。然而他在社会上出名,却并非因为“让梨”,而是十六岁时为掩护义士张俭,他与哥哥、母亲争死的事件(见《后汉书·孔融传》)。出名之后,他做过司徒杨赐、大将军何进的属官,也做过虎贲中郎将。其时董卓当政擅权,孔融“辄有匡正之言”,故为卓所忌惮,转为议郎(算是闲差了)。此后董卓借机排斥异己,把孔融派到北海任国相来了。
　　那么,孔融在北海做了哪些事情,其口碑又如何呢?
　　据《后汉书》和《三国志》所记,融甫至北海,即“收合士民,起兵讲武,驰檄飞翰,引谋州郡”。其时黄巾张饶部二十万众从冀州杀来,孔融逆击,为饶所败,乃收散兵保朱虚县。“贼兵”过后,孔融“纠集吏民为黄巾所误者男女四万余人,更置城邑,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郑玄、彭璆、邴原等”。“乃以郑玄为计掾,彭璆为计吏,(邴)原为计佐”。而对于甄子然、临孝存等已故知名士人,“乃命配食县社”,享受公众祭祀；“其余虽一介之善,莫不加礼”。凡“郡人无后,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为棺具而敛葬之”。
　　这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当是孔融对待郑玄的特殊礼遇。据《后汉书·郑玄传》说,孔融拜访郑玄,曾经“屣履(拖着鞋子走)造门”,“屣履”二字将他急欲见到贤士的心情刻画得惟妙惟肖。另据民国年间修纂的《高密县志》,此前融还曾以国相名义,发布了《告高密县修郑公宅教》和《告高密僚属教》两份文告。前者责成高密县,为郑玄修缮房屋,保护林木,以待郑公游学归来,安居乐业；后者则援引周朝人对师辈尊称“尚父”为例,令高密官吏自今而后,必称郑玄曰“郑君”,而不得直呼其名。其犹嫌不足,又令高密县为郑玄特立一乡,曰“郑公乡”,乡里“广开门衢,令容高车,号为‘通德门’”。
　　应该说,孔融对以郑玄为代表的“名士”,即我们今天所谓的社会精英的崇高礼遇,的确为他赢得了极好的声名,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也的确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后来孔融遇到危险的时候,被他提携过的那些贤士,大都伸出了援助之手,甚至不惜血肉之躯。
　　笔者检索史籍,发现孔融在北海期间,曾多次遇到危难,而不止一人挺身相救,使其化险为夷。第一次,正如《三国演义》第十一回说的:孔融正与徐州来客糜竺商议事情,“忽报黄巾贼党管亥部领群寇数万杀奔前来。孔融大惊,急点本部人马出城与贼迎战……管亥大怒,拍马舞刀,直取孔融。融将宗宝挺枪出马,被管亥一刀斩于马下。孔融兵大乱,奔入城中。管亥分兵四面围城,孔融心中郁闷……”上述描写中,黄巾攻城事件符合史实,但为孔融战死的却并非宗宝,而是郑玄的爱子郑益恩。我们从《后汉书·孔融传》可以了解到:“(郑)玄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举为孝廉；及融为黄巾所围,益恩赴难殒身。”郑玄为报孔融之恩而献出了儿子的生命,这的确让人感动而泪目。
　　而据《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记载:“黄巾寇暴”期间,孔融出逃都昌(今昌邑城西),为管亥所围。此时与都昌相近的东莱郡黄县,有一义士名太史慈,与孔融素昧平生,但融多次上门慰问他的老母。老母大为感动,遂遣其子报融之恩。于是太史慈尊母之命,“单步径至都昌”。接下来就是《三国演义》上太史慈单骑杀出重围,到平原郡请求刘备带兵援救的情节了。有关太史慈出城的经过,以及刘备接孔融书信之后的反应,即“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耶”那句名言,种种描写,几乎与《吴书》记载毫无二致。
　　除太史慈和郑玄之子而外,救孔融于危难之中的还有一位王修。王修字叔治,系北海营陵(今昌乐与安丘交界处)人,孔融先召为主簿,守高密令,后又举其为孝廉。《三国志·王修传》说:有一回,“郡中有反(叛)者,修闻融有难,夜往奔融(相救)。贼初发,融为左右曰:‘能冒难来,唯王修耳!’言终而修至。”之后“融每有难,修虽休归在家,无不至。融常赖修以免(祸)”。
　　我们透过以上事例,可窥知孔融在北海威望极高,“得道多助”；但如果你是细心人,则又会纳闷儿:何以孔融老是遇到大难而需要别人相救?难道他自己不能防患于未然?或凭自己之力解除这些危险?这的确是个问题。顺着这一思路,笔者马上发现,“孔北海”有一致命弱点,那就是心气虽高,但华而不实。恰如《后汉书》的论断:“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为了证明这一论断,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建安元年,孔融受到袁谭的攻击,兵士仅剩数百人,其时“流矢雨集,戈矛相接”,而孔融倒也能沉得住气,居然能“隐几读书,谈笑自若”。他这种姿态当然无济于事,于是乎“城夜陷,乃奔东山(今潍坊城区西郊孤山),妻子为(袁)谭所虏”——连老婆孩子都成了敌人的俘虏。
　　此外《九州春秋》也有相似的记载:有一回,黄巾军大敌当前,而融竟“大饮醇酒”,酒后“躬自上马,御之涞水之上”。不想贼寇狡猾,其以“上部(军)与融相拒”,两翼却悄悄涉水,“直到(融)所治城”。结果“城溃”,融不得入,只好“转至南县”。而在转移途中,有部分军队叛乱散去……这简直就是上面那个故事的翻版。故此史家司马彪这样评论孔融:“连年倾覆,事无所济,遂不能保障四境,弃郡而去。”
　　综合以上事例,我们对“孔北海”可以得出一个总体的印象,那就是:他有强烈的报国之志,爱才之心；在北海任上既有担当,也有付出,业绩皎然,但某些过失亦令人叹惋。
　　据《九州春秋》披露,孔融在北海居然有“滥杀”之行。被杀者姓左名丞祖,乃清隽之士,建议孔融依凭北海之势有所图谋(实际上就是做一方军阀),孔融不听,怒而杀之。遂有帐下士人刘义逊深为震撼,弃官而去。此事《后汉书·孔融传》亦有记载。但范晔认为,左丞祖的建言,明显是对汉室的背叛,孔融将其“正法”,正彰显了他的忠君之心。
　　老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孔北海”虽有过失,但瑕不掩瑜。历代“北海人”(潍坊人)爱戴这位“父母官”,两千年来一直对他顶礼膜拜。笔者注意到,不论宋政和年间建立的“孔相祠堂之记碑”,还是明成化十五年的“孔融祠记”,抑或清康熙三十二年的“重建北海孔公祠记”,以及民国二年“汉北海孔君像碑”等碑文,其虽文笔不同,但内容只有大大的一个“好”字；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则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他的一贯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