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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钟亮
如果说诗文是苏轼的生命,那么酒呢,至少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吧。 苏轼自己说,他每天都得饮酒,“未尝一日不把盏”,“殆不可一日无此君”(《饮酒说》)。他认为,像他这样嗜酒的人,“一日无酒则病,一旦断酒,酒病皆作”。因此生活中缺了衣服可以,缺了酒则不行(“聊欣樽有酒,不恨室无衣”)。 苏轼好酒,却非海量。他承认:“我饮酒至少,常以把杯为乐”他把“乐”字解释为“不醉亦不醒”的状态,这种状态“高兴无穷”(《行香子》)。何谓“高兴无穷”?这就只可意会未可言传了。 屈原饮酒为求索,曹操饮酒为解忧,陶潜饮酒为寻求世外桃源,那么苏轼呢?他认为饮酒有利于思考人生,醉中往往可以寻得出路。他有一首《醉睡者》,内涵哲理极是深刻:“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言不如睡。先生醉卧此石间,万古无人知此意”。 他觉得饮酒可以使人去伪存真,恢复本我:“我观人间世,无如酒中真”。为此他向往那“清夜无尘月色如银”的日子,能面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且淘淘乐尽天真”(《行香子》)…… 苏东坡一生写了二百余阙词,与酒有关的居然三分之一还强。此外,他至少写了五六篇酒赋。当然他巨量的诗里也充溢着酒味。东坡曾说过:“得酒诗自成”。大概离开酒就谈不上写诗,也就不存在什么诗人了。 他的诗词,每有了酒,也就有了神韵。比如他创作成熟期、转型期的代表作,学界公认的“密州四曲”,即《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望江南·超然台作》,其中三曲都带“酒”字。“酒酣肝胆尚开张”、“把酒问青天”、“诗酒趁年华”等佳句至今仍被人们传诵。此外,也是在密州所作的《雨中花慢》《蝶恋花》《满江红》等,什么“有国艳带酒”、“对此泪洒樽前”、“灯光酒色摇金盏”、“何辞更一醉,此欢难觅”等等,不都是表达酒场上的情景吗?还有他赴密州道上吟出的《沁园春·孤馆灯青》,这是我们密州乡贤臧克家先生“特别欣赏,时常默诵,也一再向诗友推荐”的一首(臧克家《学诗断想》),内中虽不见酒字,但结尾处的“且斗樽前”,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酒场(其实也是官场)上的“斗士”形象。 我们说东坡先生爱酒、好酒,自然就有围绕着他的许多酒友。这些酒友上至达官贵胄,下至贩夫走卒,甚至僧、尼、道、妓,什么身份都有。他每到一地,总能依靠自身的魅力,将崇拜和喜欢他的人聚拢到自己的身边。在杭州通判任上,他经常在西湖饮酒,有时候竟把僧人与歌妓强拉到一起。这正如林语堂说的:“他不会弃绝青山绿水,也不会弃绝美人、诗歌和酒肉”《苏东坡传》;当然他也有做人的底线,不至于染上纨绔子弟的坏习。那么从杭州调任到密州之后又怎样呢?依旧有和尚、歌妓之类的酒友吗? 没有了。要知道,杭州是灯火“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的仙景;密州呢,则是“寂寞山城”,一派“火冷灯稀”、“农夫拱手但垂泣”的惨况。真是两番情景,天上地下呀!在这个物质和文化生活双贫瘠的地方,又逢旱蝗肆虐的灾年,苏轼的膳食饮酒当然要受到极大的限制了。虽然饭还是要吃,酒还是要喝,但数量和质量都差了许多。于是苏轼自嘲说,“盘空愧不饱,酒薄仅堪盥(酒薄如水,仅可用来洗脸)”。在这种情况下,苏轼特别感谢贤惠的夫人,并没有迫他戒酒,比“区区为酒钱”的“刘伶妇”真是强多啦! 说到他在密州的酒友,我以为最有意思的是那位州学教授赵杲卿先生。杲卿字明叔,密州当地人,苏轼在诗中称之“胶西先生”。此人“家贫好饮,不择酒而醉”,大有刘伶遗风。他作过一首《薄薄酒》,其中有句云:“薄薄酒,胜茶汤;丑丑妇,胜空房。”苏轼读后大为击赏,赞“其言虽俚,而近乎达”,遂决定予以“推而广之,以补东州之乐府”。 苏轼唱和的《薄薄酒》共二首。其一的首句与胶西先生的一字不差,也是“薄薄酒,胜茶汤”,抒发的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感触,但是从第三句“丑妻恶妾胜空房”之后,意思却陡然“升华”,触及到了士大夫阶层的内心世界:“五更待漏靴满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意思明了,同样是胶西先生式的“大实话”——是啊!与其为了那可怜的官位,无奈忍受五更待漏、霜雪满靴的苦楚,却那跟上做一个小小的老百姓,无忧无虑地享受一番在三伏天儿靠着凉快的北窗大睡其觉的滋味呢!……紧接着,他又很率直地告诫那些忙忙碌碌的名利客们:“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息万世忙,夷、齐、盗跎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 《薄薄酒》其二,首先说的是:薄酒和粗衣,同样能使人醉暖。继之告诫人们:你想隐居求志吗?那就不必计较在野还是在朝。你想千载不朽吗?然而口含珠玉进入棺材,却偏偏就有樊崇那样的强盗掘坟盗棺。再说文章好坏又怎么样呢?无非是“自欺盲与聋”罢了!说来说去,结论就是:“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 《薄薄酒》虽算不上苏诗中的精品,故苏学权威陈迩冬先生编注的《苏轼诗选》未能选入;但它在士大夫阶层影响颇大,引起了强烈共鸣。他的“门徒”黄庭坚评价此诗“愤世嫉俗,其言甚高”,又认为“赵君(杲卿)之言,近乎知足不辱”,安贫乐道,士大夫所难能得,遂作《薄薄酒二章》以奉之。继而晁补之的岳父杜纯(孝锡)、堂叔晁端仁(尧民),以及李之仪(端叔)等纷纷响应,“从而有作”。实际上这就是由苏轼发起的一场同题诗会,它在推广“东州乐府”的同时,也使赵杲卿这个“酸寒文人”闻名于世。 苏东坡对赵杲卿这位酒友颇有感情,也非常尊敬。大概就是他写《薄薄酒》这个时候吧,恰好驸马都尉王诜(晋卿)的“碧香酒”千里迢迢寄来了。那可是出自“帝子家”的名酒呀!苏轼舍不得喝,赶紧给喝惯了“薄薄酒”的赵杲卿送去。他在《送碧香酒与赵明叔教授》诗中高兴地唱道:“不学刘伶独自饮,一壶往助齐眉饷”——他要用这壶高档的美酒,敬祝赵教授与其“丑妻”举案齐眉。 然而帝王家的“碧香酒”难得一见,而“官酤”的酒质恶价贵不说,还不能尽情饮用。为什么?因为朝廷有规定,有限量,苏轼必须遵守;可他不只一次在诗文中表达了心中的不满。但好在东坡先生是聪明人,也是善于动脑动手的“实践家”,于是乎就经常亲自动手酿酒。我们从苏轼的《黍麦说》里了解到,他在密州期间曾试验用“土米”(就是小米)造酒,不过酒的味道相当差劲,叫人不敢恭维。但后来贬居岭南,他却成为了造酒的赢家。他“只用白面糯米清水三物”,竟“酿之成玉色,有自然香味”,很像他朋友王诜驸马家的“碧香酒”。于是喜得他大喊“奇绝奇绝”(《真一酒法》)!东坡还写过一篇《东坡酒经》,详细记述了制曲和酿造的过程。什么“以糯与糠,杂以卉药而为饼”,什么“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轻,此饼之良者也”,又什么“米五斗以为率,而五分之,为三斗者一,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酿,五升者得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赢也”云云,足可证明他是酿酒的行家里手。 然而,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苏东坡酿酒只是玩票,而不是真正的专家。说到底,他造酒仅仅是出于一种爱好。苏东坡死后,经常有人找到他的儿子苏过、苏迈,乞讨他们父亲遗留下来的酿酒方子。尤其是东坡在信和诗中常常提到的蜜柑酒,大家都想依法炮制。却不料苏过、苏迈哈哈大笑。苏过说:家父虽喜欢酿酒,有时也亲自动手,然而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耐性,往往有始无终。我劝您不要向他学,否则,或许会跟那年在黄州似的,客人们喝了他酿的“蜜酒”,回去常常闹腹泻呢! 这就是说,苏东坡在纸上写得头头是道,纸下却远不是那么回事。他充其量只是个“酿酒理论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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