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啃老族”也逐渐登上社会舞台,出现“老养小”的怪现状。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景天魁则提出《关于激励啃老族自立自强的提案》,鼓励他们自强不息。据调查显示,中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现象,30%左右的青年基本靠父母供养。

　　　　民生之困
　　“啃老”既不单是道德伦理问题,也不单纯是家庭教育问题,甚至也不完全是经济层面的就业问题。事实上,时下经常引起广泛关注的许多具体社会热点问题,都或明或暗地与“啃老”现象,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譬如: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不均、住房价格过高、社会阶层固化世袭化、寒门子弟向上流动困难、职场流行“拼爹”潜规则等等。试想一下,如果大多数年轻人步入社会后主要凭能力贡献便能得到一份体面尊严、足以体现自身价值的收入,并且获得广阔的上升空间,年轻人何以还会集体性地甘愿啃噬自己的父母?
　　反观现实,在时下生活成本不断增高、公平正义的市场秩序远未完备的现实环境下,如果不借助父母之力、不“拼爹”,又有多少年轻人有能力独自养家糊口、成家立业?单是住房一项,恐怕足以压弯他们的脊梁吧。当然,那些通过“拼爹”,在教育上、择业上早就占尽先机的官二代、富二代们,确实并不需要“啃老”,但是,他们的“好教育”、“好工作”,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啃老”呢?
　　“啃老”现象所以普遍存在,追根溯源,最终涉及的还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道德伦理层面上的“自立自强”当然不应忽视,但更深层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及其背后公平正义秩序的系统构建,才是更为根本、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须知,在现代法治社会,努力全面供给和保障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既是国家和政府的最大伦理、职责使命所在,也是包括公民道德不断完善的基本条件所在。

　　　　杞人忧天
　　景天魁的提案不仅优先提出了励志教育、开展职业培训和就业督导等“激励性措施”,而且也只是把取消社会福利资格作为鞭策手段,严格限定在那些“屡次拒绝就业建议以及长期赋闲在家”的人身上。
　　从这个意义上讲,景天魁委员的提案,与其是说跟啃老族的社会福利过不去,倒不如说是担心啃老族从一种“家庭现象”演化为“社会问题”后,会对青年一代的自立自强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养成,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甚至会造就出“垮掉的一代”。
　　这样的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杞人忧天。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年轻一代由于呈现出消解责任、无视集体、反对理性甚至声色犬马的群体特性,被称为“垮掉的一代”,引发了人们的担忧,但实践证明,“垮掉的一代”非但没有垮掉,反倒成为推动美国社会进步非常重要的一代人。同时,这些年来,国内有不少人也把“80后”群体称为“垮掉的一代”,可这些年轻的一代,以在一系列大事件尤其是汶川地震中的表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是“垮掉的一代”。
　　但是,主观上不是“垮掉的一代”,在客观上却可能成为“被压垮的一代”———当“毕业即失业”的压力摆在面前,当房奴、孩奴等压力如影随形,当他们稚嫩的肩膀承担了太多重负时,选择啃老与其说他们丧失了独立自主的精神和必要的社会责任感,还不如说借助啃老这种形式在家庭“互帮互助”的温暖中,为无处安放的青春或者无法消解的焦虑寻找一丝情感的慰藉。　　　　　　　　　　　本报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