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越鹏

　　近年来,父母从县城搬到乡下老家去住,我回老家的次数渐渐增多起来。
　　一座砖瓦房,院内栽了些时令蔬菜,贴院墙生长着两棵“老”树——这就是父母住的小院。说是“老”树,也不过30年树龄,一棵榆树,一棵槐树,都是上世纪80年代盖这座房子时栽下的,如今,房子在左邻右舍越盖越豪华的村舍前越来越显寒酸和破旧,两棵“老树”却越长越旺相。黎明时分,空气湿漉漉的,我会被一只小鸟叫醒,那是一只多么神奇的鸟——婉转啼鸣,呼朋引伴,一眨眼功夫,就会有三、五只飞来,越聚越多,在两棵树间跳来跳去,“叽里咕噜”、“唧唧喳喳”,鸟鸣声此起彼伏,嘹亮清越,一直到七、八点钟散去,像开音乐会似的,庭院就像挂满鸟笼子,成为百鸟乐园。“那是斑鸠、黄鹂”、“这是黄鹭”、“那是嘻嘻鼻子”、“这只叫得好听”,“那只叫得更欢……”凭叫声,村里的老人们就能一一喊出它们的名字。如今,在村里即使这种“年龄”的树也不多了,这种百鸟齐鸣的景象更少见到。
　　在这个小院里,树是和人一起成长的。我的父母栽植下并浇灌了这些树,这些树在小院里发芽、长叶、开花、有枯有荣的,尽管不能长出果实,却陪伴了父母。现在想来,我的父母虽然养育了我们五个子女,能够做到早晚陪伴他们的,也只有这几棵树!
　　正是麦收夏忙时节,“轰隆隆”的打场声不断传来。这几年,村里的麦田越来越少,但春耕夏播秋收冬藏,乡亲们依然按节气安排着农事。记忆中的麦收是非常隆重的事情,当五月燥热的南风在田野里掀起金色麦浪的时候,乡亲们已经备足了麦收的器具,最后一项工作是拾掇出块平整的土地压麦场,尚未压好的场院成了我们这些“半大孩子”的乐园,在上面扎“翻蹦子”、赤着脚赛跑,从地堰高大的桑葚树上往下跳,比赛转圈——看谁转的圈数多而不摔倒,这时的男孩、女孩会自发结成两个阵营,互不服输,一圈圈地转着,感觉晕头转向了,伸开胳膊维持平衡,坚持不住了,在松软的泥土地上摔个四仰八叉,尽管在小伙伴们的嬉笑声中要“仰望星空”好一会儿才能愣怔着爬起,还不服输,要求“重来”。当收割的麦子一垛垛堆在场院里,大人们忙着打场的时候,我们会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或藏在新鲜的麦穰垛里捉迷藏,很容易找到乐趣的。如今,乡亲们对农事已缺乏了以前的那种热情,那些快乐的时光也快要淡出我的记忆,可当我把这些讲给十几岁的女儿听的时候,女儿还是好奇地睁大了眼睛。让我不禁感慨,钢筋水泥的楼房拉长了女儿与土地亲近的距离,她们这一代人也就再也不能体会到那种在土地上玩耍和成长的乐趣了。
　　父母年轻时都是种田好手,现在虽然不怎么下地了,依然坚持着每天到田间走走。出村庄,穿过一段柏油路,越过村头繁华的集贸大厦,经过路边一连串的蔬菜大棚,当他们站到地头时,会顺手拽过一株麦穗掂掂,或在拔节的秋庄稼前观察很久,露水怎么划过草尖,风怎么在麦田里卷起漩涡,从青纱帐深处涌来沙沙的蚕食桑叶的声音,都一一进入他们的眼睛和耳朵。返回路上,他们还会幸运捡拾到一两株麦穗,或者从草地上或庄稼稞上抓一两只带露的蝉虫回来。随着城镇化脚步的蔓延,村里人不怎么在庄稼上用功了。他们会叹口气,钻进棚去,看黄瓜、茄子、青椒、西红柿,五颜六色地挂在翠绿的秧蔓上,顺手拔掉脚下的几株杂草,催着主人“该锄草了,该打药了,该蘸花了?”主人微笑着,看他们指手画脚,对他们的“多嘴多舌”并不嫌弃,还会按照节令送点刚收获的小麦、玉米、瓜果过来,把两人高兴得不得了。
　　每次回家,我都喜欢坐到院内石凳上,和父母有一句无一句地闲聊,尽管时时没有了话题。仿佛因为我的归来,父母也找到了大声说话的机会或理由,显得很兴奋,大声地谈论着这一周或一月来的变化,虽然这些话题都不是我所感兴趣的,直到月亮挂上树梢,湿漉漉的地气贴着地皮泛上来。身边刚浇过水的蔬菜闪着绿油油的光泽,花草的芬芳和湿润的泥土的气息夹杂在温馨的空气里,那种熟悉而久违的感觉立刻扑面而来。我尽管什么都可以不做,什么都可以不想,就这么坐着、听着,心里却感觉非常踏实。我就想:是不是因为我的根在这个小院里扎着,我身上的气就在这个小院里飘着、荡着,又源源不断地往我身上聚着,小院真是一个神秘的气场啊!我又想,人果真是一只风筝,不能断了线,这线可能就是脚下所踩着的土地吧?抽空我要多回来看看小院,踩踩泥土,亲亲土地。
　　一天,后街堂哥来玩,告诉了父母一个消息:村里计划实施村庄整体搬迁。堂哥说:“听说像你们这种情况的,房子折成钱,不再分社区公寓了。”父母抢着说:“咱不要钱,也要老年公寓。”堂哥道:“你家城里有房子住,还要楼房干啥?”堂哥不理解。父母也不回答,心里像是很失落。我想,城镇化毕竟是大势所趋,也许很快,这个小院连同整个村庄,都将彻底淡出我的记忆了。可当初,我是多么渴望着从这片土地上走出,越远越好,现在终于要走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