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哈尔滨市举行环卫系统公开招聘人员培训结业式,据了解,本次公开招聘最终有29名研究生报考,但最后只录取了7人。王洋是落选22人中的一个,他表示,“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
　　从新闻报道来看,参与者是理性的,最起码是充满了个人理性,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之举,环卫工和研究生产生关联时,并不是所有研究生都有“学有所用”的追求,更多的则是个体功利算计的产物。进一步说,“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凸显了制度之悲和社会惰性。并且,附着于个体选择上的社会惰性更值得重视。
　　从本质上说,编制具有计划性,是行政管理资源,编制管理也是一种资源配置行为。正是“新进人员均按照财政补助事业单位工勤人员管理,使用事业编制；工资及社会保险等均按现行事业单位工勤岗位标准执行”是吸引研究生争当环卫工的要害。
　　事实上,在一定意义上,对于研究生的指责是多余的,因为是现实倒逼他们做出了这种选择。很多时候,编制是一种保护,而这种“保护”越来越强烈——体制内外的差距越来越大。由此,滋生的一种社会心态就是个体惰性汇聚成了集体惰性,进而异化成了社会惰性。正如学者汪玉凯说:搭上体制,成为事业单位的“老人”,反映出体制惰性对年轻人的影响,而这种体制惰性则发展成为普遍的社会惰性。
　　“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意味着人们更愿意把知识与理性主要用于分配而不是生产,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病症,对于社会发展来说显然弊大于利。“死在编制里”的制度之悲和社会惰性需要整个社会来面对。　　　本报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