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7·21特大暴雨过去已有四年,北京在此次的7·20强降水过程中有惊无险。而在日前的长江洪水中,武汉作为全国海绵城市试点之一,还是未完全消化大雨漫灌的“洗礼”,一遇暴雨城市就“看海”的景象仍有上演。城市与水该如何和平共处?中国城市陷入的“治水方式”之困境又该如何解开?相关专家给出的答案是以“源头治理”的新思路建造海绵城市。
　　怎样从通俗的角度理解“海绵城市”建设?
　　据北京市水务局相关专家介绍,海绵城市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海绵城市”应当能够很好地应对汛期从小到大的各种降雨,使其不发生洪涝灾害,同时又能合理地资源化利用雨洪水和维持良好的水文生态环境。
　　从资源利用的角度,城市建设能够通过构建建筑屋面—绿地—硬化地面—雨水管渠—城市河道五位一体的水源涵养型城市下垫面,使城市内的降雨能够被积存、净化、回用、入渗补给地下。从防洪减灾的角度,要求城市能够与雨洪和谐共存,通过预防预警、应急等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洪涝风险、减小灾害损失,能够安全度过洪涝期并快速恢复生产和生活。而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要求城市建设和发展能够与自然相协调,不污染环境、不破坏生态。
　　海绵城市的本质追求和阶段特征是什么?
　　过去在水利里面有“防洪排涝”这个词,在城市里面我们过去只有排水,没有“涝”这个说法。为什么现在涝变得严重?就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先地上后地下,基础设施欠账太多的结果。
　　内涝反映出城市与水的紧张关系,城市在扩张,水泥坚固的表面也是不渗水的硬壳。快速城镇化的中国,城市硬壳正在扩张,大量新增建筑矗立在被填的湖泊和湿地,即城市海绵的天然气孔上。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程晓陶表示,海绵城市一定是构建三个尺度的系统。不仅有社区尺度,现在做的工作都在这个尺度上,但实际上我们还有城市尺度的措施,还要有流域尺度的措施,只有这三个尺度匹配起来,才能解决城市受淹的问题。
　　海绵城市的本质应该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构建良性的水循环体系,而非碎片化的人造景观。为什么碎片化,大家以实现高指标为目标,而不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现在最突出的问题不是小雨不积水,而是关系民生的大雨不内涝和水体不黑臭,这个只有靠持久战和良性互动才能逐步解决。
　　在建设海绵城市的过程中与国外现状有哪些不同?
　　程晓陶表示,首先,亚洲降雨条件跟欧美降雨条件不一样。其次是我们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发达国家已经处于发展的平衡态势,他们全部的目标是要“维持已有平衡”。但我们不是,中国处在爬坡阶段,还只爬到了一半。因此,与发达国家不同,我们的问题是要“构建新的平衡”。
　　另外,美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经历快速发展阶段,他们地上地下是同步的,没有基础设施欠账太多的现象,但到了70年代,发现一个新问题,就是雨水通过排水管网更快更多排到河里去后,出现了洪峰流量倍增、峰现时间提前的现象。于是70年代搞最佳雨洪管理实践,目标就是削峰和减污,主要依靠大型工程措施。90年代针对城市面积扩大后外排水量增多的问题,又从源头控制搞海绵城市这些分散、小型、绿色的措施。可见,美国是在前期20年雨洪管理实践基础上,再用低影响开发理念来解决问题。而我们是在前期欠账多的情况下,希望用“海绵城市”这个概念解决严重的水问题,于是出现了一个成本非常高的现象。
　　国外有哪些好的经验可以借鉴?
　　人口密集的日本东京早年间发展“顾地上不顾地下”,饱受内涝之苦。上世纪90年代,日本建筑法修订案规定大型建筑必须建设地下雨水储存池和再利用系统,东京地标建筑、世界第一高塔“天空树”的蓄水池能储存7000吨雨水。东京的巨型地下分洪工程竣工于2006年,这座人们脚下的宫殿有近7层楼高,立柱林立。而位于地下50米处的隧道一头连接东京下水道,一头流入江户川,暴雨突发时,城市雨水可以由大型抽水机排入大海。
　　程晓陶表示,其实日本城镇化进程也曾达到我们这样的速度,只是没有我们这么大的规模而已。为解决城市内涝,2003年出台了一个治理城市内涝的法规,把这个责任归结为全民的责任。每一个单位、家庭都有义务要将雨水留下来。不要因为自己的开发改为家庭的排放,导致外排的流量增加。
　　日本的模式是构建一个包含各相关部门的任务分解框架,各部分针对要解决的问题分头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每个部门做自己熟悉的事,但是大的目标是一致的。于是形成了总体目标的优化分解,实施方案的优化遴选,实施力量的优化组合,循序渐进,这样才有利于因地制宜,良性互动,逐步实现治理的目标。　　　　　　　　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