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荣

　　1958年端午节,全家人吃的那顿高粱米粽子,我一辈子忘不了。
　　那一年,全国上下轰轰烈烈“大跃进”,农村土法上马,建小高炉,大炼钢铁,修水库,搞会战,男女社员忙得后脚尖碰前脚跟,走路都能睡着。眼瞅着端午节就要到了,包粽子的粽叶还没着落。直到端午节的头一天,村里才“恩准”家庭主妇放假一天。
　　第二天一大早,我母亲和“娘子军”们有说有笑,一溜烟儿赶往村西七八里路远的苏家芦苇夼。胆大的“女汉子”在水岸边上,挥动木棍扑打草地和芦苇,惊走吐着信子让人发瘆的水青蛇。女伴儿脱下鞋袜,挽起裤腿,蹚着没过膝盖的湾水,走进绿生生的芦草夼深处,顾不得脸被芦叶划得生疼,生怕双脚陷进黏糊糊的烂泥里,选择杆粗叶茂的芦草,劈下二三指宽的芦叶,装进挂在身上的布兜,一个时辰工夫,满载而归。回家后,母亲剪去芦叶蒂把,洗净铺平捆好,烧开大锅猛煮,出锅换水浸泡,粽叶告成。
　　当天下午,母亲找出珍藏瓦罐中的四五斤带壳黍米,倒进柳条编的小拐篓里,来到村东头的俗称“碓臼子”的石臼旁,排队挨号。直到掌灯时分,才轮到母亲坐在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原始工具边双手攥紧木柄圆形碓锤,在臼窝里上下捶打,捣去黍米的外壳,拿回家里,用簸箕簸出米糠,倒进干锅,晾干备用。
　　正在这时,刚满六岁的我,趴在房屋正厅内墙灯窝看热闹,一不小心把煤油灯碰了下去,落到锅台,煤油溅到锅里,金灿灿的大黄米顿时掺杂进刺鼻的煤油味。惜粮如金的父亲,一看就急眼了,一步跨进房里,一把将我拉下炕来,一巴掌重重打在我清瘦的屁股上,我“哇”地一声哭了。母亲闻声责怪父亲:“孩子又不是故意的,用不着发这么大的火”。父亲给我抹了抹眼泪,母亲将沾上煤油的黍米挖出来,又从瓦罐里找出几斤带壳的高粱,稍作浸泡,捞出沥水,重新到村东石臼排队挨号。那天晚上,我脸上挂着愧疚的泪痕,躺在炕上睡了。母亲连夜舂好米,回家泡米包粽子,接着烧开铁锅烀粽子,一宿没合眼。
　　端午节凌晨,我被“呱嗒、呱嗒”的风箱声叫醒了。我睁眼下炕,朦朦胧胧看到母亲,坐在锅台前的麦秸蒲团上,左手紧握竖杆一下一下拉着风箱,右手拿着烧火棍一回一回翻拉着柴火,灶膛里一闪一闪地蹿着火苗,木头锅盖上一缕一缕升腾着白白的蒸气,整个正厅弥漫着阵阵粽香。那天早饭,全家人围在小饭桌上吃粽子。父亲第一个剥开粽叶,露出黏黏的高粱米,粘上白砂糖,放进黑瓷碗,亲手端到我眼前,叫我趁热吃。我头一次享受“奶奶级”的待遇,稚嫩的小脸“刷”的一下红到脖子根。我张开嘴,大口嚼,糯糯的,甜甜的,香香的,恣意刺激着孩童的味蕾,还有那比金子还珍贵的亲情味道。
　　去年端午节,嫂子、妹妹给母亲送来热乎粽子。石岛、烟台和远在沪宁的弟弟和侄女、外甥、孙子捎来各式各样的粽子,母亲成了粽子品尝师啦。母亲笑着说:“样样都好吃,就是吃不到老辈子的高粱米粽子了。”我懂母亲的心。九旬老母心里始终装着走了12年的父亲。
　　又是一年粽子飘香时,我想起了63年前亲手给我剥高粱米粽子的父亲。我恍若看到14岁参加八路军、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着80年党龄的老父亲站在天堂,佩戴着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挥动同日本鬼子拼刺刀、夺机枪的双手,向共庆建党百年的华夏儿女招手致意。我多想再听听父亲讲述烽火岁月的故事,我多想再握握父亲饱经沧桑的双手啊。想着想着,泪水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