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钟亮

　　中华酒文化历史长廊里有许多明星酒人,各有其与酒相关的雅号,如“酒神”杜康,“酒仙”李白,“酒鬼”刘伶,“酒民”皮日休,“醉翁”欧阳修等等。提起东汉北海郡高密县(今潍坊市峡山区)的郑玄(字康成),都知道他是中国经学史上一代宗师,“经神”大名无人不晓；殊不知他还是著名的酒人,不仅能饮酒,而且对酒很有研究。
　　鄙人读袁中郎随笔,见其《殇政·典刑》篇有云:“蔡中郎,饮而文；郑康成,饮而儒；淳于髡,饮而俳；广野君,饮而辩；孔北海,饮而肆……”他提到的这几位都是汉代名人。蔡邕饮酒愈能作文,淳于髡饮酒愈能滑稽,广野君饮酒愈能辩论,孔融饮酒愈加放肆,这几个人暂且不管,如今单挑出郑玄说道说道。既然康成先生饮酒而愈显儒雅风度,那么我想送他个“酒儒”雅号,按年代放在“酒神”杜康之后、“酒仙”李白之前,大概也没什么问题的吧?
　　关于郑玄善酒能饮酒的记载,可见《后汉书》的《郑玄传》:其时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者邀请郑玄。郑玄到达冀州之后,袁绍“大会宾客”,玄最后至,却被“延升上坐”。《传》中提到这则轶事时,描写郑玄“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不仅称赞了他的形体容貌与风度,而且说到了酒量。按古代1斛为10斗计,东汉时的1升约合今天的0．1981公升。这就是说,已经七十多岁的郑玄,一次大约饮酒20公升。虽说古时的酒含酒量低,与今天的“烧酒”不可同日而语,但20公升,毕竟也是不小的酒量。
　　《后汉书》记述这场接风宴会时,称“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郑)玄儒者(即普通读书人),未以‘通人’(即所谓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之人)许之”,分明有些瞧不起他的意思；于是这帮自诩为“豪俊”,且有才有学问的袁氏幕僚,便纷纷提出些刁钻问题,向客人发难,企图让郑玄酒醉之后词穷理乖,当众出丑。然而郑玄“依方辩对”,侃侃而论,众人闻所未闻,“莫不嗟服”。座中有位名士,也是《后汉书》有传的名人,忽然间站起来,先向郑玄自我介绍说:“在下应劭,字中远,故泰山郡太守。”然后又说:“我欲拜先生为师,北面而称弟子,如何?”不想郑玄笑笑,含蓄作答:“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回(颜回)、赐(子贡)之徒,不称官阀。”结果弄得这位“故太守”面带惭色怏怏而退。
　　另据《世说新语》注引的《郑玄别传》:袁绍聘请郑玄到冀州作僚属,过了一段时间郑玄请辞,袁绍于城东设宴,为之饯行,事前嘱咐众陪客,一定要让郑玄喝醉。于是,“会者三百余人,皆离席奉觞,自旦及暮,度玄饮三百余杯,而温史之容,终日无怠”。后世文人善饮者多慕郑玄之名,譬如“酒仙”李白就曾有诗曰“烹羊宰牛且为乐,会当一饮三百杯”,此“一饮三百杯”者,我想指的应该就是郑玄吧。
　　说到此处,我想起友人曾言,他在郑玄故里采访时,当地老乡曾说郑玄是个“酒漏子”。什么意思?就是喝酒时腋下或脊沟里不断地淌汗,就是把酒液悄悄地“漏”掉。据说潍河两岸,乡人承袭了郑玄的遗风,或者说“基因”,几乎每村都有个把“酒漏子”。而这些“酒漏子”,他们的肚子也叫筛子编的“酒篓子”,简直永远都不会灌满。他们可以从早到晚喝个没完没了,其酒量根本没法精确计算。
　　然而酒量大者,世间并不鲜见。据我所知,比郑玄稍晚的另一酒人,即“酒鬼”刘伶,其自称“一饮一斛,五斗解酲”,酒量也很可观。但郑玄饮酒,“容仪温伟”,头脑清醒,始终保持儒者应有的礼数；而刘伶饮酒,则不喝还好,一喝即醉,以至酒后裸身赤体,“吐血废顿”,严重伤害了身体(见《世语·任诞》)。由此可见,郑、刘同是“一斛”,却不是一样的酒量,更不是同一级别。
　　我们知道,郑玄是大儒,而儒者当然是以孔孟教导为圭臬的。子曰:“惟酒无量,不及乱”,意思是,每个人的酒量大小不等,但有个标准或者说前提,就是不能喝醉,不能乱了心智和行为。事实上袁绍身边的那帮心怀叵测的小人,就处心积虑地想让郑玄喝醉,看看他能“乱”出怎样的丑态。
　　《郑玄别传》记述的袁绍为他安排的这次宴会,叫“祖道”,是古人送客上路时,祭祀路神并宴请客人的一种规矩。文中提到:“袁绍辟玄,及去,饯之城东,欲玄必醉……”这又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文字。它看上去平平常常、轻轻松松,可如果你留意于“欲玄必醉”四字,那你将看到这里面埋伏着杀机,闪烁着刀光剑影!
　　原来古时朝廷或者权臣摆宴,往往要特别任命“酒监”“酒史”,而让其遵照一定的法则,维持酒场秩序。因为摆筵的主人赋予他“以纠座人”的职责,那么他就完全有可能在酒场上为所欲为。如果某位酒客违反了饮酒的“游戏规则”,在礼数上出现了某些差错,那么此人很可能就惹来杀身之祸。譬如在东吴暴君孙皓的宴会上,不知有多少不胜酒力的官员,仅仅因为达不到“饮酒七升”的限数,就“辄见收缚,至于诛戮”。据此我们可以猜测,这一场在冀州治所邺城东郊所举办的“饯行宴会”上,七十二岁的康成先生一定凶多吉少!　
　　然而,这场“饯别宴会”的结果究竟如何呢?
　　据《郑玄别传》记述:“……自旦及暮,度玄饮三百余杯,而温史之容,终日无怠。”这就是说,宴会从早晨一直持续到黄昏,所有送客者一一用酒杯表示了他们的“情意”。郑玄共饮酒三百余杯,而“酒监”(或“酒史”)认真负责地观察了郑玄自旦及暮饮酒的全部过程,发现他不论是“酢”,抑或是“酬”,杯杯不拒,且举止儒雅,丝毫显不出疲倦的神态。袁绍等实在没有办法,只好送郑玄上车,目送其高大身影渐渐远去……
　　然而,谁都不会想到,三百杯不乱的“酒儒”郑玄,最终还是因为饮酒而丢掉了性命!
　　据《后汉书·郑玄传》:郑玄是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去世的,享年七十四岁。这年春天,郑玄曾作一梦,梦见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睡醒之后,他“以籤合之,知命当归,有顷寝疾”。“寝疾”,就是卧病。照理说卧病者应该静息调治,但很遗憾,他没有这个条件。因为此时袁绍正与曹操相拒于官渡,一场“军阀”间的大决战即将开始。袁绍为了壮大己方的声势,遂令其子袁谭(时为青州牧),采取“绑架”似的手段,逼迫郑玄随军。郑玄迫不得已,“载病”上路,走到元城(今河北大名)时病情加重,不能进食,遂于六月辞世。
　　关于郑玄的死因,当时和后世都有人表示怀疑。譬如鲁迅先生,在其《而已集》中曾说到:“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顺着这条线索,我们可以查阅《三国志·魏书·袁绍传》,在裴松之的注中,就会发现如下的几句话:
　　“《英雄记》载太祖作《董卓歌》,词云:‘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郭景图命尽于园桑。’如此之文,则玄无病而卒。”
　　从中可以看出,曹操认为郑玄是在“行酒”的过程中突然跌倒猝死的,因之这应该叫“无病而卒”,拿今天的话说,就叫“非正常死亡”。若果如此,则死因无非两个:一是有人投毒,二是郑玄本人饮酒过量引发了致命的疾病。不管哪个原因,人总是死在酒席上的,因此“作东”的袁绍当难辞其咎。
　　但是,曹操此人诡谲狡诈,世所公认,故又焉知此话不是他故意编造,意在栽赃于袁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