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秀红

　　在寒亭区高里街道牟家院村,至今流传着牟铭勋和牟鸿礼等人的革命故事。年龄上大牟鸿礼三岁的牟铭勋,跟牟鸿礼宛如孪生兄弟一般,手挽手走过了诸多艰辛却充满朝气和辉煌的岁月。少年时他们一同背上书包走进村里的毓贤小学,后又一同进入镇上的集新学堂。新的文化、新的思潮、新的信仰和信念熏陶着他们的青春。
　　1923年,牟铭勋跟牟鸿礼这两个心有灵犀的有志青年,同时考取了济南工业染织学校。在那里,他们又同时经染织学校教师——潍县籍党员宋伯行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从该校毕业后,两个人受党组织的派遣,收拾行囊返回家乡,以办针织厂为掩护,走乡串户,步步为营,肩负着播撒革命火种的重任,用青春点燃生命的壮美。他们在潍北大地上,竭尽全力宣扬党的纲领、堆砌党的基石、壮大党的力量。
　　牟鸿礼、牟铭勋及他俩的小学同学耿梅村,满腔热情地扬帆掌舵,昼夜奔波,不知疲倦。牟家院村的三人党支部,是他们在潍北这艘“红船”上点燃的第一盏明灯。如豆的灯火摇曳着,照耀着脚下远远近近的泥泞。
　　他们白天下乡宣传,晚上刻印传单、组织集会。他们教会了成百上千的有识之士,为了心中的理想而斗争。他们教会了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潍北人,从内心深处唱出了驱除鞑虏的呐喊:
　　“光绪廿四年,德国派兵占胶湾,青岛济南修铁路,又要攘夺我矿权。嗟我同胞急图自强,日本险恶非我友邦,言虽亲善心似豺狼……夺我权利占我边疆,吸我血液挫我威望,孔孟梓里齐鲁旧壤,转身委扶桑。警告同胞兄弟,勿再袖手观望,高丽琉球亡国惨状,真堪目睹心伤,前舢不远后患方长,协力救国各本天良,哪怕日猖狂。”
　　在这个时期,牟铭勋既是牟鸿礼志同道合的战友,又是他最得力的臂膀。他们一个船长,一个舵手,沉稳地驾驶着潍北这艘“红船”,驶向理想的彼岸。
　　1928年秋天,庄龙甲牺牲。牟鸿礼开始负责主持潍县县委的工作,关键时刻牟铭勋毅然决然地扛起了潍北革命的大旗。1929年,牟铭勋被任命为潍北区委书记。他配合前阙庄支部的于清书等党员骨干领导了潍北的短工罢市、鬃厂的大罢工及周围村庄农民的“吃坡”斗争……
　　彼时彼刻,白色恐怖笼罩潍县。牟鸿礼、于清书相继调去青岛,耿梅村也因遭受通缉去了大连。牟铭勋一个人,在潍北的街街巷巷里踽踽独行。他冒着随时被逮捕的危险,意志坚定地呵护着日后足以燎原的星星之火。1930年初,他主办了不定期刊物《呼声》,作为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反对封建压迫、封建剥削和军阀统治的理论阵地。同年12月,青莱特委成立,牟铭勋任执行委员。次年3月,青莱特委撤销,成立潍县中心县委,牟铭勋任组织委员。
　　不久,牟鸿礼在开封壮烈牺牲,于清书在济南慷慨就义。潍县大地上那些曾经携手并肩的革命战友,只能在敌人的腥风血雨里东躲西藏。牟铭勋东奔西走,他机智巧妙地联络着失散的同志,尽心尽力地安排着被害战友的遗属。他发展着新的党员,挽救着一个又一个几乎被敌人破坏殆尽的支部……
　　1933年7月,山东省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临时省委和各地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潍县中心县委书记刘良才牺牲。叛徒宋鸣时亲自带领捕共队在潍县、寿光、益都等地展开大搜捕。
　　漫漫长夜里,牟铭勋的内心充满焦灼。无奈之下,他向亲友借来路费,于1933年12月初启程去上海,欲找中共中央局汇报情况。
　　在茫茫的上海滩,牟铭勋装扮成一个聋哑人,以乞讨为名,艰难地寻找。他睡过楼道、躺过街角、蹲过桥洞……他饿过肚子、吃过垃圾,还遭受过地痞流氓的毒打……
　　经过重重磨难,牟铭勋终于在12月下旬找到了中共驻上海中央局,并递交了《山东牟铭勋关于潍县情形的报告》。之后他奉命回潍,到安丘、青州、广饶、寿光和潍县等地,寻找幸存的同志。然而黑云肆虐,一切都让他举步维艰。
　　1934年3月中旬,他又向各处借了十三元五角钱第二次奔赴上海,向中央局汇报自己第一次从上海回潍后恢复和整顿各县党组织的情况,他向中央局交上了《关于潍县党组织状况的报告》。返潍后,他遵照中央指示,着手组建了以他为书记的中共鲁东工作委员会。
　　1934年7月初,牟铭勋第三次赴沪,递交了《关于两个月工作情况的报告》,向中央汇报了党组织在潍县等县、区的发展和斗争情况。
　　让牟铭勋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三份费尽心血汇聚而成的报告,被中共驻上海中央局呈送给共产国际存档。新中国成立后,又辗转返回到祖国的怀抱。
　　1938年6月,牟铭勋担任了中共昌潍联合县委书记,组织一切可以组织的力量,挽救民族危亡。同年10月8日,他去昌邑参加县委书记联席会议,返潍途中,被国民党杨秀峰部逮捕杀害,时年35岁。
　　如今,烈士的坟茔静卧在一片绿油油的庄稼地里,沐浴着潍北大地上的和平与宁静。我想他定会跟成千上万的先烈一样,心生“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