Δ新论摘登
　　《北京日报》2月10日刊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蔡洪滨院长、教授陈玉宇的文章说,当前,要走出传统式“调结构”误区。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经济结构调整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我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似乎也从来就没有合理过。比如消费与投资的关系的调整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但直至今日调整结果仍未能令人满意。
　　传统式调结构往往是通过行政力量去强行改变各种比例关系,造成越调越乱,越乱越调的恶性循环。以历年来钢铁产业的调整政策为例,我们发现结构调整在实践上导致单纯提高比例、盲目追求越大越好、产能越调越过剩等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传统式调结构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传统调结构方式惯用的强制性的计划和行政手段不仅加剧了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还扩张了行政权力,违背改革的基本方向。政府的过度政策优惠和补贴,产生的寻租空间,使得每一次的结构调整,就是新一轮的对中小企业的挤压,这会逐渐侵蚀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
　　调结构不能取代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新时期的结构调整,应当以尊重市场规律为原则,重点应该放在分析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深化改革上。比如,政府可以对于环保、节能以及新兴产业的关键技术研发予以鼓励和补贴,对于高端机器设备的引进和装备能力予以支持,但应当减少或避免直接定投资项目定生产规模的做法。

改革深水区　警惕三问题
　　《人民论坛》2月上刊登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辛向阳的文章说,中国正处在改革深水区,有三大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
　　首先是“有难同当”的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党合法性的重要体现是让经济发展,工资福利能够改善,群众和党形成了“有福同享”的机制。但是经济发展不可能是永动机,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速如果慢下来,我们就要在政治发展中解决与群众既“有福同享”,也“有难同当”的问题。这是规避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即中等收入陷阱将来会不会演变成政治陷阱。
　　其次,我们应该思考,市场经济的发展会不会导致形成“利益集团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因此,如何防止党产生自身特殊利益,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另外,破解利益集团问题要解决重大公共政策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的问题。当前,很多的利益集团可以利用各种各样渠道影响决策,甚至还会促进形成有利于个别利益集团的制度安排。
　　第三,是如何防止好心办坏事。随着时间的变化,一些当时看来很科学的决策,只要过五年或者十年经常会发生负面影响,这种例子并不鲜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强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