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良玉

　　我叫殷良玉,1930年生,今年85岁,离休干部,安丘市石埠子镇殷家庄人,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村里担任儿童团长,1946年正式参加革命队伍。我的家乡殷家庄地处安丘、诸城、沂水三县市交界处,这里南临渠河,西靠马头山,地理位置特殊,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第八支队曾在这一带组织过抗日活动。日本鬼子占领安丘后,为加强对我家乡附近地区的控制,在距离殷家庄10多里路的地方修建了炮楼,驻守的日伪军经常到村里扫荡,抢粮食、搜捕我抗日军民。在我的儿童时代,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对我家乡疯狂野蛮的烧杀抢掠行径,仅我家就有4位亲人被日本鬼子杀害。为反抗侵略,村里组成“农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组织,积极配合我抗日游击队进行反“扫荡”,我们“儿童团”主要担负站岗放哨、传递消息的任务。
　　1942年前后,日本鬼子加紧了对潍县以南我抗日根据地“扫荡”行动,野蛮实行“三光”政策,经常到村里抢夺粮食,群众为保住粮食有力支援抗战,开展坚壁清野活动,想方设法把粮食藏起来。鬼子找不到粮食,便派一些汉奸到村里四处打探,为防备这些汉奸特务,儿童团奉命在村子周围设置游动哨和暗哨,每当发现可疑人或者谁家来了亲戚朋友时,都要上前盘查。记得有一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在村北侧山岗上放哨,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陌生人在一片坟地处转悠,当时我们很担心,因为那里表面上虽是坟地,但不少坟头是假的,下面埋着群众刚收获的麦子,万一这个秘密被汉奸发现损失就大了。情急之下,我赶快让一名儿童团团员回村报告情况,自己留下来监视陌生人的行踪,后来村里来人把陌生人抓住,交给游击队一审,果然是邻村的一名汉奸来打探藏粮地点,幸亏我们儿童团发现及时,保住了藏粮秘密。为了尽早发现鬼子的“扫荡”迹象,减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有时我们还把放哨地点放在鬼子炮楼附近。去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铜锣,隐蔽在便于观察的山丘上,只要发现鬼子成队出动特别是向我村方向来袭时,便马上跑回村敲锣示警。为此,我还想了一个应急办法,去时牵着家里养的一只大黄狗,遇到紧急情况就在狗脖子上系上一个红布条,然后把狗撵回去,村里人只要看到脖子上系红布条的大黄狗,便知道是鬼子要来的信号,赶快上山躲藏起来。还有一年的秋季,为防备日伪军进村“扫荡”,我领着两个儿童团团员到村西侧的马头山放哨,因那天下着毛毛细雨,雾气蒙蒙,能见度不好,日伪军出动了我们却没有及时发现,待身边的大黄狗“汪汪”叫个不停时,睁大眼睛一看,才发现他们已经到了眼前。情急之下我赶快在大黄狗脖子系上红布条把狗撵回去,然后我们3个人抄近路撒腿就跑,一边跑一边敲锣,大声喊着“鬼子来了,鬼子来了”。日伪军发现我们后就开枪射击,子弹“嗖、嗖”地从我们头顶穿过。报警锣声和子弹声传到村里,群众纷纷往北山上跑去,很快没有了人影。由于鬼子的“扫荡”行动多次扑空,恼羞成怒,便对群众进行血腥的报复,经常从炮楼上向过路和田间干活的群众射击,甚至把人抓来绑在树上当靶子打,我三叔和姥爷就是被他们当靶子打死的。有时还把没来得及跑的村民抓回去,逼迫他们交出粮食和抗日群众的下落,拒绝回答或交不出粮食的就用绳子拴在一起活埋,无恶不作。
　　面对日本鬼子的残暴行径,村里许多青壮年响应当地党组织号召,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同日寇进行殊死的斗争。我家继我父亲之后,我大哥、二哥也加入到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第八支队行列。我父亲参加游击队后,在一次部队伤寒病流行时染病,治疗后支队安排他回家养病,病好后,因年龄大没再让他归队,而是在村里当农救会长,组织群众进行抗击日寇、减租减息等活动。后来我大哥也负伤,带着另外一名八路军伤员秘密隐蔽在我家养伤,家里实际成了八路军伤病员养伤的一个“小医院”。我的任务也多了,除了站岗放哨以外,还要帮着父母看护伤员,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进城买疗伤的药物。有一次,父亲安排大舅带着我去诸城城里一家药铺买药,结果被汉奸盯上,非要把我们押往鬼子司令部问话,正好那天是个大集,街上人多,我俩趁乱跑了出来,当我在回家的路上找到大舅时,发现他腰部被抢打伤,我把他背回家后不到一个月就因伤死亡。后来,我二舅也被日本鬼子打死,给八路军伤员买药疗伤的事他们至死都没有说出。由于家乡亲人的精心照护和做出的无畏牺牲,我大哥和那个八路军伤员很快伤愈归队,再次奔赴到抗日前线杀敌立功。
　　经过在“儿童团”期间这些生与死的磨练,使我得到快速成长进步,在日本鬼子投降后的第2年,也就是1946年2月我16岁时,正式参加了革命队伍,在山东警卫4团当兵。解放战争期间,辗转青州、昌乐、临朐、辛店、沂水一带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战。解放潍县后,随部队补充到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8军53师157团,相继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作战、解放上海、湘潭战役、解放西藏等重大战役。1950年调锦州第三航校学开飞机,参加了抗美援朝、解放“一江山岛”等空中作战和警戒任务,为共和国的独立解放和领土安全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