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伟

　　这个夏天很热,雨水且少!一天饭后,妈妈告诉我,你于伯“走了”,我一怔,忙问,他很大年纪了吧?妈妈说,他正好活了99岁!
　　于伯是妈妈工厂伙房的炊事员,记忆中他总是在别人吃饭时在伙房前大柳树下坐着马扎,用只有三个手指的手摇着蒲扇,不时地问吃饭的工人们,今天这菜炒得味道怎么样。马扎旁一定有一个冲满茶叶、磕碰得少皮没毛印有红色的“为人民服务”的大搪瓷缸。有时,小伙伴们总是喜欢偷偷地端起来抿一口,很苦。除了工作,于伯总是穿得整整洁洁,洗掉色的衣服会把所有的扣子扣上,走路腰杆绷直,说话是外地口音。小时候并不清楚他一个外地人为什么会来工厂里做伙夫。有时候问他:于伯,您总是让我们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呢?为什么做伙夫呢?他一板那略显尴尬的脸说,我嘴馋、我嘴馋……
　　于伯的老婆在乡下,腿瘸,但也穿戴得干净利索。偶尔来工厂看看他,小住几天,帮于伯缝缝补补。他有一双儿女,女儿叫抗美,儿子叫援朝。女儿在生下小孩几天后就死了。儿子在东北当兵,是他很自豪的事情,逢人就夸他儿子有出息。但有段时间放学回家没见于伯,听人们说他去东北了。于伯的儿子在部队上救火牺牲了。再见于伯时,他还是坐在大柳树下端着大搪瓷缸喝茶,但旁边多了一盆花卉,他说这是棵人参,是儿子留下的。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于伯的老婆因心脏病也去世了,他还是那样精心地照料着那棵人参,端着茶缸,专注地看着:哎,走了,都走了……
　　日子还是那样,于伯做好饭后,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今日菜单,豆角三分、茄子五分之类的,那字比我们老师写得好看得多。在于伯眼里,父亲算是个文化人。父亲在外地工作,每逢探亲回家,于伯总是喜欢和父亲谈古论今,他们的共同爱好是写毛笔字,经常写一些诗句让我们读,碰到不认识的字会耐心地给我们讲解。我从那时起就纳闷,一个炊事员也会写大字,而且写的比我们老师好看得多,问他,他总是笑而不答,借故转移话题。到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调回原籍工作后,于伯成了我们家常客。
　　一天工厂里放战争片,刚巧我们几个小伙伴挨着于伯坐,影片里演一个国民党军官很滑稽,后来被解放军活捉了。换片时,于伯喃喃地说,我认识他,我们是同学,我们一起打过日本鬼子。小伙伴们一听炸开了锅:你吹牛你吹牛……后来,于伯为了证实他打过日本鬼子,领着我们到宿舍看了一些东西,并让我们发誓不跟大人们说。他的宿舍里几乎没有件象样的家具,最大、最显眼的是一个正面印有“为人民服务”的大木箱。他从木箱的底部拿出一个很旧的布套来,慢慢地打开,里面包着一把和电影里日本鬼子官一模一样的指挥刀。于伯一脸自豪地说这是他打鬼子有功长官赏给他的。
　　后来,由于父亲工作的调动,我们搬家了。于伯离休后,没地方去,仍然一个人住在工厂的小房子里。一天,退休在家的父亲打电话让我下班后早点回家,说于伯要来。当我回家时,于伯已在家中,身体还是那么硬朗,寒暄过后,于伯的表情像个孩童一样,迫不及待、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手绢包着的纪念章,孩子,你看,我没有骗你吧,我是打过日本鬼子的,这是政府发给我的,这是政府发给我的。这句话他重复了几遍,生怕我听不清。这是个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这个纪念章在于伯的心里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宝贝……
　　听父亲说,于伯老家是湖北的,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抗日战争中参加过很多大的战役,负过伤,建国后又去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战争中负伤,伤好后从部队转业,安排在工厂做炊事员,“文革”中老婆被打瘸了腿……
　　在那个红旗飘扬的年代,我们小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于伯人很和善,人缘很好,谁家有难事找到他,他总是跑前跑后的。
　　记得最近见于伯时,年纪大了,他和他没娘的外孙生活在一起,衣服仍然穿得干干净净,腰板尽量地挺直,我就问,于伯,最近身体可好?他总是笑笑:好啊,还活着、活着。
　　这个夏天,很热,很少下雨……就在一个雨夜,于伯走了……